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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读《我不是潘金莲》

发表时间: 2015-06-09 15:23:00

作者: 中国民主同盟安顺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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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盟友:大家好!

    我发言的题目叫《引读<我不是潘金莲>》,我想,无论各位是否品读过这部作品,于此,唯愿用我对这部作品的浅薄的认识与理解,起到些许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各位分享这部作品给我们所煲制的心灵鸡汤。

关于这部作品,我说三点:故事的荒诞性、故事的现实性及故事的矛盾性。
一、故事的荒诞性
   《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了一个“蚂蚁变成了大象,芝麻变成了西瓜”的荒诞故事。这种荒诞,其一是故事本身具有现实的逻辑真实和世事真实,读者绝不会觉得出自于作者一己的纵情虚构,但却偏偏让人觉得唯我国人有之,是谓荒诞;其二是纵然故事人物我们可感可触,仿佛身边人身边事,但又忍不住追问何以至此、原本可以不至此啊?是谓荒诞;其三是让“蚂蚁变成了大象,芝麻变成了西瓜”的力量,上上下下,无数的握权柄者无不尽心尽力,仿佛皆在“为人民服务”之中,偏偏就促成了荒诞的诞生,是谓荒诞。李雪莲的上访之路延续了二十年。二十年中,李雪莲无论告过多少人,最后要告的仍是秦玉河,告秦玉河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是秦玉河为了羞辱她而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你是“潘金莲”。然而,阴差阳错、翻云覆雨、有心无意,从乡里到县里,从市里到省里乃至北京,李雪莲直到走过二十年也没有实现这一初衷。相反,二十年中,较劲的李雪莲被抓回过、被拘留过、被监视过,孩子顾不上照看,房舍顾不上修缮、日子艰难而单调。随着李雪莲上访的步步升级,“王公道”、“董宪法”、“史为民”、“荀正义”、“蔡富邦”这样的各层官员一一登场露面,各显其能、各尽其职又各得其所、各得其咎。那么多的官员,那么多的脑汁,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只用在劝阻、防止、堵截李雪莲这样一个村妇为“离婚案”而“上访”这件小事上。几乎没有一个人认真地倾听过李雪莲到底为什么和到底需要什么,每个被动地参与其中的“从政”者,都是自以为是地地判断着、自我当家地“服务”着、迫不得已地出征着、恼羞成怒地咆哮着、降格屈尊地逢迎着。当一级一级的政府,滚雪球似地放大着“潘金莲”的效应时;当一波一波的“从政”者,只想以堵拦压制之力化解甚至消灭“上访”行为时;当“有头有脸”的人民代表在“说说笑笑”中鼓掌雷鸣,北京早已森严壁垒时;潘金莲这顶帽子,便不仅汇集了既往文化符号中淫荡邪恶的负面内涵,而且也成为一枚可以被社会铁腕力量任意扣加于弱小者身上的“耻辱罪恶”标记牌。
 
二、故事的现实性
    是的,故事挺有趣、挺荒诞,于是,我们笑了,但当我们笑完了才发现,它更大的荒诞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特有的幽默感。
  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充满了生活感,既不太好也不太坏。李雪莲就是个偏执狂,为了纠正一句话,她把告状过成了日子。而每个当官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蛋,他们只是把李雪莲当成一件事来处理,而不是当成一个人。他们被李雪莲玩得团团转,甚至显得有点无辜,有的给她讲自己悲惨的童年以博取同情;有的被她逼成了福尔摩斯。对待一个刁民,他们的做法甚至算不上特别粗暴,连替她找个老伴分散注意力这种“贴心”的事都想到了,你还想怎样?如果可以,他们估计恨不得给李雪莲来一本行为指南,“如何做好一个刁民”。
  好小说总得抖露点时代的隐私。虽然我们可能对这种隐私早已麻木不仁。小说的最后部分是非常中国化的,当我们被荒诞击败的时候,发明了一个新招,就是若想克服恐惧,最好成为恐怖本身,若想战胜荒诞,最好变得更为荒诞,好好利用这种荒诞。这就是中国人的灵动和变通,非常到位。
  事实上官员们倘若付出了一点诚意,真的倾听李雪莲的需求,了解她的难处,李雪莲这事就很好解决了,也不至于从一个离婚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进而演化为政治事故。但所有官员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了恶。西方有句谚语是,“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作家刘瑜就说,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烧死大批犹太人,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盲山》里被拐去的大学生一旦逃跑,全村的民众都合力把她抓回去,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花钱买来的媳妇不能就这么丢了;近期新闻里“组织纪检干部们学习奢侈品知识”,纪检干部们表示很无辜,有时候行贿者送的眼镜架,他们根本看不出要值几百万嘛,能怪他们吗,还给一些不懂奢侈品的官员取“表哥”这样戏谑的称号,民众真是不懂事;而你我这样的人,何尝不会因为一次公款吃喝,或者找了关系顺利办了事享受了某种特权而产生微妙的优越感。
  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里,当罪恶显形,每个人被问责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含冤的小白菜。但事实上,制度并不是抽象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制度,我们都在默默捍卫、强化、利用着制度中的恶。
别谦虚,这罪恶很可能也有你的一份。这就是此故事的现实性。
三、故事的矛盾性
其实,故事的荒诞性与故事的现实性,归结起来,就是故事的矛盾性。这主要表现为故事的严正与诙谐。
    这部小说采用全新的叙事视角,作者基本没有主观性评价和叙述,而是尊重角色的性格特征来完成叙事。
    首先体现在语言风格上的平实与朴素。在对几个官员的刻画中,作者采用了一种反讽和戏虐的手法,既突出了政府的威严和权力,也机智地剖析出官员们的官场心态。作者眼中的官员们是“公道”的、甚至是仁慈的、“亲民”的、“无辜”的,正是这些貌似“公道”,貌似“为民”,让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冤”死的“小白菜”。
    当李雪莲在北京上访成功后,省里的撤职文件紧接着而来,市长蔡富邦叹道: “什么叫不正之风?这才是最大的不正之风。” 又叹: “谁是‘小白菜’,我才是‘小白菜’。” 县长史为民、法院院长荀正义也大呼“冤枉”。县长史为民捂着胃大骂:“文件就这么下来了?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了?明天我也告状去!” 法院院长荀正义哭了: “早知道这样,那天晚上,我就不喝酒了。” 法官王公道被处理得最轻,因他本来就没有职务,谈不到撤职,只是给了个处分,但也憋了一肚子气,骂道:“不是讲法吗?让我们讲,你们办起事来,咋又不讲了呢?” 唯一不闹不哭想得开的是法院专委董宪法,听完文件传达,转身往会场外走,边走边说: “去求,早不想跟你们玩了,我到集市上当牲口牙子去。”官员们的反应看似正常,满腹冤屈和牢骚,咒骂和抱怨的语言使读者读来充满诙谐幽默之意,但更觉嘲讽意味之浓。  《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矛盾的产物,它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社会人生的复杂既制造了矛盾,又成因于矛盾,也窥见作者对世间万事的谙熟与通达。
 

 

作者:张文灿(西秀区宁谷中学,民盟机关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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