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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民盟三中全会始末(五

发表时间: 2015-05-19 16:02:51

作者: 中国民主同盟安顺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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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分歧一开始便存在。从范日记中早有反映。还有解散以前的(1947年) 10月1日,范日记:“接叶茂荪复函……唯称近来港支部屡向总部表示不满,大使人不愉快也。”10月8日:“接五日总部通讯,与南方总支部显有争论,此辈在海外之人幼稚躁妄,可叹之至。”南方总支的主体为救国会派。由此对沈钧儒去港前曾与张澜密商,与那里的中委会合恢复总部的说法,便值得研究。 


《民盟简史》说:“1947年11月,经沈钧儒和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密商,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与原来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简史》第112页)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附图中有张、沈、罗、叶,还有陈叔通、张茂延的合照。图的说明也说,“民盟被迫解散后……沈钧儒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密商,决定潜赴香港继续活动,图为临行前合影……”。也说沈、张事前有密商的事。

既然沈等去香港恢复总部事先曾与张澜等密商了的,则恢复总部要采取什么措施,是起码要谈的问题,不然便成了为恢复而恢复了,说得通吗?如果是这样,为何三中全会一开始上海“便不赞成召开这样一个会”(叶笃义),一开始便“不以港方举动为然”(范日记叶笃义信中语)?而且开头就不给经费支持?

其次,沈钧儒的“开幕词”、“闭幕词”里是十分强调上海的民盟领导人与港方的一致意见的,对上海方面与港方的意见一致认为“骄傲”的。但为何对香港恢复总部活动是与张澜主席等密商决定的事一字未提?

老实说,沈钧儒与张澜之间互相信任度是极其有限的。张澜、梁漱溟、黄炎培、张东荪等所坚持的独立中立立场,与救国会派的偏向中共、中共又屡想通过他们来控制民盟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过去在参加国大问题时的“涂名事件”见文后(注)发生后,张澜来到上海后,在1946年12月23日《在沪十一个民主团体欢迎会上的讲话》和1947年1月6日《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开幕词》中公开提醒“世人”不要妄想运用阴谋来利用或控制这个第三者,“勿对同盟施利诱或控制”(见拙著《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中共对同盟阴谋施控手段主要就是通过救国会派(后来逐渐发觉有中共党员与他们联手)来实现,张澜对此非常清楚,所以对沈的信任是极有限的。

沈钧儒对张澜的看法,就是中共对张澜的看法,是中共对张澜看法的翻版:“中间道路”,两面开弓,动摇、和事佬。在沈看来,民盟解散就是动摇屈服的表现,所以沈对张的信任也是极有限的。

根据以上的情况看,沈、张密商了到香港恢复总部活动的话是不可信的。

那叶笃义回忆录的附图说明又怎么解释呢?这要看叶撰书的时间和当时的政治状态。

叶笃义在“核心”中时,与张、黄、罗是同样主张独立中立立场的,但后来到了北京后,开始是被中共新兴的业绩所征服,后来进入了权力磁场,积极与掌权的救国会派配合,又积极争取入党,终于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又于1992年入了党。《虽九死其尤未悔》一书的撰写和出版,都是在他当了副主席和入党以后。这时以他的地位和党员身份,说话得谨慎,要尽量与上面保持一致,能说的则说,不能说的则不说,或尽量不说。比如张澜在“五·一”口号后,给港方的指示信,叶回忆录中便未有一字提到。据黄炎培日记,张澜这封对香港的指示信是与黄、罗、叶一起三次会晤“商决”的。对沈、张密商事,要说得跟经过上面审查批准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简史》就是叶担任民盟中央文史委主任时主持编写的)口径保持一致。但又只在附图说明中这样说,正文里一字未提。

 

这里又想到民盟解散后,沈钧儒搬到集益里来与张澜同住,声称要与张澜共担风险,又怎么解释呢?

叶1985年写的纪念沈钧儒的文章中说:沈老在当时军警监视下搬到集益里来与张澜同住,说:“我不能让表老一人独担风险,我要和他分担忧患”。待军警特务撤走后。“沈老白天出去,晚上回来。突然一天,沈老起来吃过早点之后出去,一天没有回来,到了晚上差其家人送来两包糖果和一封短信,信上说已经设法化装离开上海,即将启程去香港,为了不使表老耽心,因而有把握脱险才通知表老。”“三中全会前后(注意‘前’字与回忆录说矛盾)表老几次通过我找当时上海爱国企业家盛丕华先生,曾给香港民盟汇寄几笔万元以上的港币,支援民盟活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纪念沈老诞辰一百周年》载《沈钧儒纪念集》)叶笃义还说沈搬到集益里住了十多天。在军警特监视下,沈搬到集益里与张澜同住是事实。

沈为什么搬到集益里?沈对张这时是面和心不和。分担风险,分担忧患,既不可能,当时也不会有这份心思。以个人鄙见,沈迁集益里可能原因有二:(一)为了转移监视者目标。解散前后,不仅集益里有公开的军警特的监视,当时民盟的头面人物如黄炎培、沈钧儒住宅都有警特监视。黄炎培在他的《八十年来》中曾说到被监视的情形:“发现有逻者追踪,继则特务据守荣康别墅弄口,经常侦伺行动,不离形影”。沈钧儒因救国会靠近中共,国民党更不会对他放松。因此,干脆迁到集益里,这里大目标是张澜,此其一。他自愿搬到有公开军警监视的地方来,自动接受监视,对其监视反而放松,比在家里更好脱身离沪。

(二)他到集益里还有一项任务:与国民党的分化政策作斗争。

沈在三中全会“开幕词”中说的“国民党正想尽方法分化我们,这次压迫民盟总部,也是分化手段之一”。“闭幕词”中说“今后南京方面的分化是不可免的,不过,这我们应该加倍的警惕”。一再提“分化”问题。

压迫民盟总部为什么也是分化手段?搬到集益里又与警惕国民党分化何干?

中共认为张澜属于中等资产阶级,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左右摇摆的“动摇分子”。中共的观点就是沈的观点。在沈看来,解散民盟的会上,在国民党压迫下张澜等人的这种动摇性已经表露出来,而张等人是民盟里的重量级人物,如果再向前滑下去以至承认伪宪和“戡乱”,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应加倍警惕。他搬到集益里就可以起到劝善规过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里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张澜,很有意思。

叶笃义在前面说的纪念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文章里说到沈赠张联的故事。

沈老离开上海之前亲自书写裱制了一副对联送给表老。上联是“无所住”,下联是“俨若思”。表老非常喜爱这副对联,把它挂在寝室床头,一直到解放离开上海。

叶笃义说,他不理解联语的意思。到了北京若干年后,他记起这副对联,向赵朴初老先生请教。赵的解释是:“住”即执着之意,出自《金刚经》。“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即不执着六尘之相而生其心。不执着六尘之相,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矣。”“俨若思”,出自《礼记》。“俨”,矜持貌。“若思”,如在思虑中。“担当大事,不可心浮气躁。表现外貌上,常如深思熟虑之中。端方敬肃。《千字文》中‘容止若思’,亦即此意。”

按照赵老先生的解释,这副对联是表示告诫的意思。这个时候沈钧儒为什么要对张澜进行告诫,要“不执六尘之相”,要“端方敬肃”,“常如深思熟虑之中”呢?把这样的话放在当时“泰山崩于前”的局势中加以考察便不难理解。沈的这样做,不正是在对国民党的分化手段作斗争了吗?

叶笃义说,沈的对联张澜十分喜爱,一直挂在寝室床头。看来张澜认为朋友的告诫对自己总有好处,所以把对联一直挂着。恰好有一事可资参证。1947年4月张澜76岁生日时,国民党刚于月前强逼中共代表团撤回,被视为中共“尾巴”的民盟处境险恶,形势已渐趋紧张。面对严峻处境,他回顾一生经历,用“集语”方式表述心志,一面是总结以仁义自律的风雨历程,一面又以此自勉。他说:

以义持已,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仁爱群,则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乐善之人得众,故其心休休,乃能有容,逆耳之言利行,故一士谔谔,胜于千诺。益壮益坚,乃珍穷老。患得患失,勿效鄙夫。(《七十六岁自勉集语》)

后来,他请他的挚友周善培(孝杯)写成条幅,悬挂床头(见谢增寿、康大寿《张澜传略》)。不知这条幅是何时写成挂在床头的。如果是挂在沈联以后,就极富趣味性了。

再看沈离沪前夕与史良的谈话,我认为与联语相关。史良在《悼念沈衡老》文章中述说了沈在解散民盟会上“发起火来”,“领导着部分中央委员坚决反对解散总部、停止活动的话以后,继续叙述沈决定秘密赴港、召开三中全会的事。“他在秘密赴港前夕,曾和我见面,在仓促中,衡老不仅把赴港后的打算告诉了我,还要我留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当时他说:‘存初,你要知道,在反动派面前,不仅需要勇敢,而且需要坚持!’”

沈在这里说的“继续坚持斗争”,便是在民盟解散会上斗争的继续。这很重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南京方面的分化(工作)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上海的中委不仅让史良留下来,还有辛志超、楚图南、郭则沉都留了下来(都是中共党员。三中全会时,楚北上离沪),三中全会开会时都未离开上海而委他人代表出席。他们与“核心”四人的碰头会“交流彼此情况”(见叶笃义著述)便是一种自然的监督形式。但他们最主要斗争成绩,是前面提到的在1948年10月间反对由罗隆基代表“核心”四人执笔,准备以民盟留沪中委名义向中共提的四条建议书。这建议书如送到中共手里,将使中共处于被动难堪的境地。因为建议书里的“议会制”、“协和外交”(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体现),“退至合法在野党地位”(承认在野党存在的合法性)都是政协达成协议的。至于要求盟内中共党员公开身份并避免交叉,是一个政党自身起码的要求(后来罗隆基到北京后,又向毛泽东提这个问题,毛怒斥罗“你不要清党!”)。留沪的史良等对此坚决反对,应是立了一功。以后虽然致函沈、章,请他们转达中共,他们也没有胆量来转达,也决不会以民盟组织名义转达。但作为一种情况反映,反映张澜等人的思想动态,他们是会做的(他们果然做了。毛泽东对此有强烈的反应。待以后再叙)。

盟内左派对盟内不放心的人予以监视,并不是新鲜事。国大时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轮流从上海到南京监视罗隆基,罗十分愤慨,已如前章所述。

沈联是对张澜的贬损是很明显的。正巧同时又有黄炎培向张澜赠诗表示对他极力推崇的事。沈钧儒离开集益里去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时,黄等拒绝委托代表参加,并对港方举动“不以为然”。1948年1月13日,黄炎培作诗:

赠张表方

北蜀千山一草庐,说仁说义道非迂。

行方落落偏从众,语亢巍巍乃藐诸。

百辈雄冠尊杖履,一辞巴峡老江湖。

苍生空陨长沙泪,子且前于我后喁。

“子且前于我后喁,”是与张澜志同道合、政治主张一致的客气话。这里点出张在1942年著《说仁说义》一文。张在该文绪言中说:“写存自励,并以励夫世之君子”。又写《自勉集语》总结以“义”“仁”自律的一生。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六尘所惑、做出有损人格的事呢?黄炎培还在读了《说仁说义》这篇文章后也曾题诗,诗中有“休休尊一老,谔谔耻群僚”。诗后跋语云:“表方先生年逾七十,以刚直震朝野……。”张曾在辛亥保路运动中,在枪抵胸、刀临颈的情况下对赵尔丰“独与抗论”,曾为民主问题在参政会等场合与蒋介石抗争多次,因“谈话直憨,有时不免使对方(蒋介石)脸红筋胀”(《政协会议前夕答〈新民报〉记者浦熙修》,载《张澜文集》第242-243页)。说明“刚正由无欲”,才能对权势者以“藐诸”。特别表示了他们是志同道合。黄的诗是否看了沈钧儒的对联有感而发?

再看黄炎培《赠张表方》诗同一天,黄又写了一首赠沈钧儒的诗:《赠沈衡山港居》,表示了黄与沈的思想分歧。诗云:

口纵予瘏岂忍缄,

心无私欲有民岩。

倘劳行者怀居者,

犹是张园隔枣岚。

瘏,口病。《诗经•••豳风》“予口卒瘏”。民岩,民众中有不同的见解。张园是重庆黄炎培住宅菁园所在的张家花园五十六号。枣岚是重庆沈钧儒住宅良庄所在的枣子岚垭八十三号。两处相距不远。

全诗从字面是说,我纵然舌敝唇焦,我也不忍缄默不说话。我有不同意见但我不出于私心。倘若还劳烦你怀念着我的话,我们犹如张园与枣子岚一样隔有一段距离了。

前两句比较容易理解,后句有点费解。古体诗往往比较含蓄,解释往往见仁见智,所以说“诗无达诂”。在这里我把它放在他俩的政见和当时政治环境来理解,看是否能弄清诗的本意。

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当时黄与沈是不同的。黄是:是则是,非则非。沈则是:“一向不许一句侵及中共”。这话是1947年3月8日黄炎培为民盟起草《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稿而引出的。稿中坚持民盟立场,指摘国共双方,而沈等百端阻挠发表。黄炎培以“如改及主要部分,或拖过时效仍不发表,则吾将考虑此身在盟是否适宜问题”,乃得发表。发表之日黄日记云:宣言“盖已费九牛二虎之力争执得之……衡山、伯钧以语言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话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

再说“涂名事件”,沈、章、张申府听命于周恩来,又兼张申府的无行,闹出大笑话,黄炎培气愤地说:“如不大加整理,我要打主意了。”(见前章)

沈到港开三中全会,要拉黄炎培等出席或委托人代理出席,被黄炎培等拒绝,并“不以港方举动为然”。这是1948年1月5日前的事,黄这时(1月13日)作诗,已认为沈这位“行者”对黄这位“居者”早有所“怀”了。

黄与沈素有深厚情谊,但在盟内,在对待中共问题上有分歧。在这样背景下写的赠沈诗,正是当时思想分歧的反映。这诗意思是说:对你们在香港的作为,我决不能保持缄默。我这样做完全不是出自私心。若你要我对你们行为表示意见的话,老实说,我们之间犹如当年在重庆的住宅张家花园与枣子岚垭一样相隔了一段距离了。

如果我的理解还能成立的话,这首诗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是对沈的“赞扬”,而是对沈在港所为“不以为然”。他们之间有距离,不像黄与张澜那样志同道合。这首诗与黄赠张澜诗意恰成鲜明对比。

如果我的理解能成立,把沈钧儒赠张联、张澜的《自勉集语》和黄炎培的两首诗连接起来加以推敲,真是可以触摸到那个风云际会时期历史脉搏的跳动。

总起来说,沈钧儒与张澜等思想上存在很大距离。沈对张怀有戒心,张澜也不可能委沈以恢复总部肩负贯彻民盟政治主张的重任。沈去港前与张澜主席密商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退一万步说,纵算有密商,也决不会密商去走“一面倒”的政治路线。

(相关简介,作者丙丁,民盟盟员,本文为长篇《盟史札记》连载,请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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