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图片展示


1948年民盟三中全会始末(六)

发表时间: 2015-05-19 16:04:12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浏览:

有迹象表明,香港的民盟三中全会是中共一手策划的。 

《中国民主同盟简史》记载:“从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先后举行了多次民盟在港中央委员谈话会……谈话会中,与会者一致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命令……要求恢复组织活动……着手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谈话会开始于11月,据范朴斋日记证明,沈12月初还在上海。范 1947年12月2日日记记邵明叔因和平讽规被蒋斥罹脑溢血,经调治幸保余生专机昨返蓉,范趋候与其女公子谈甚久,“询知表老在沪尚好,尚命其女茂延赴京送邵老行。又知努(生)已不去杭州将赴沪入医院。沈衡老则迁集益里与表老同住。”

此日记记于12月2日,昨日邵从南京飞蓉,则茂延与邵女谈话为12月1日,此时沈钧儒正迁集益里与表老同住。沈12月1日尚在沪更是肯定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邓培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考订与修改》一文中说:“11月5日,民盟总部会议结束,章伯钧(未出席当天的会议)就秘密离沪去香港。一个月后,沈钧儒也化装前往香港。”这里说沈钧儒是“11月5日民盟总部会议结束”的“一个月以后”才离沪去港的,也就至少是12月5日以后才离沪去港的。邓培在文章里说:为了这条注释的校订,“查阅了这一事件有关历史文献、资料,访问了亲历其事的有关同志。”则沈钧儒在12月5日后才离沪是可以肯定的。        

又据崔宗复《张澜年谱》,“沈钧儒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化装秘密赴香港”,则沈去港离民盟召开三中全会只有八天了。

那么,11月便开始的谈话会是谁发起和主持的?按照《简史》所说,是沈钧儒与张澜主席密商,沈、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港酝酿恢复民盟总部的。但据确切资料,章伯钧到港后,另有很大的打算(后面将谈到),与民盟在港左翼人士同床异梦。他可以表面顺从参加谈话会,而不会是积极的组织者。剩下的就是中共党员的周新民、李相符等了。

还有,前面曾提到1947年11月24日范朴斋日记记到,这天“(潘)大逵相告(辛)志超尚在沪,近有信来,谓前此解散民盟,只少数人决定,征询此间同人意见,欲继续支持下去”。被潘大逵以“何人想维持,维持下来做什么,两事无决定,此间朋友无从表示意见”顶了回去。值得注意的是辛来信说解散民盟是“少数人决定”。说这样的话的人,决不是张澜等领导人,“欲继续支持下去,”当然也决不是张澜等领导人,而是与张澜等意见对立的人。辛这时“尚在沪”,也未参加谈话会,何以与谈话会的意图如此吻合?辛志超等是中共党员,他们的行动是听命于中共组织的(中共机关和人员撤退后,设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领导国民党区内的地下组织和反蒋运动)。其次,潘大逵11月24日说辛志超“近有来信”,当然还是24日以前得到的信,而信从上海发出到达成都,以当时交通条件来说,沪蓉间邮件运输时间当在一周以上。也就是说:11月中旬辛便发出“欲继续支持下去”的信了。辛志超说“欲继续支持下去”的“此间同人”是谁,不也就很清楚了吗?

一届四中全会“组织工作委员会报告”说:“总部宣布解散后,组织委员会工作停顿了一个极短时期,在总部宣布解散后一个月,开始觅取地方联系……。”(《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9—1988》第89页)总部解散后一个月,是1947年的12月初旬了,而辛志超同潘大逵的联系,是在11月中旬,还在“组织委员会工作停顿了一个极短时期”之内发生的。辛志超的超前行动又当作何解释?所以说,民盟在港召开三中全会是中共策划的,而后就如梁漱溟所断定、周鲸文所亲身感受的由中共来演导了这场游戏,也就不奇怪了。沈钧儒12月才到港,则筹措经费、组织代表到会(特别是单大陆代表往返信函就需相当的时间)、准备起草文件等等许多工作,都需时间,哪能1月5日便能开会呢?其中许多工作(注意:《民盟今后组织工作计划》于开幕当日通过)中共代劳,才合情合理。三中全会文件中出现的“实行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之类的语言,应是代劳者留下的痕迹。

(相关简介,作者丙丁,民盟盟员,本文为长篇《盟史札记》连载,请保持关注)


1948年民盟三中全会始末(六)
长按图片保存/分享

 

© 2019-2025 中国民主同盟安顺市委员会® 黔ICP备15005075号 地址:贵州安顺市西秀区东二环路口联心楼大厦4楼 电话号码 : 0851-33225313 电子邮箱 :asmmbgs@126.com  

52040202000072   技术支持:贵州纵横天下网络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添加微信好友,详细了解产品
使用企业微信
“扫一扫”加入群聊
复制成功
添加微信好友,详细了解产品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