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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民盟三中全会始末(七)

发表时间: 2015-05-19 16: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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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说章伯钧与左翼人士同床异梦的事。 


三中全会为要凑够法定人数,曾遍函请内地中委出席或委托代表出席。四川的中委除范朴斋(入周圈套)外,都未作出反应,包括中共党员张志和、曾庶凡。梁漱溟主张“无与香港联络之必要”,但作为中共党员的民盟四川省支部主委的张志和为此一定会受到中共组织的批评,香港方面自然要与其联系,要他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因此,张志和不得不派人去香港联系。1948年 4月底,张志和派的两个人一是民盟四川省支部组织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委委员张松涛(张化名袁大正),另一个是他的助手赵韫书。张松涛在香港会见了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夫妇、李相符夫妇,还通过朱蕴山会见了李济深,还会见了中共香港统战负责人连贯,带回了文件和信件。这且不说,这里要说的是带回章伯钧给梁漱溟和范朴斋的布条信,这信说:

梁老、范兄:袁兄谈悉一切,至慰!弟始终守住立场。在此立言稍异,尚无妨全局,因今昔地位不同之故。盼梁老于六七月间到沪,届时东公可望前往,此举于我盟前途有利,大局固极端困难,但总得尽力。所谓彻底的战争解决,终不是那回事。川局极重要,盼及时布置,任公同一见解,充分合作。

钧 三七年五月十七日

5月30日张松涛返渝,6月3日至北温泉范处,适梁漱溟亦来,张当面将“布条”交给他们,并将信内含义作了解释:章伯钧说:“彻底的战争解决,终不是那么回事”,是认为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最终形成一个相持局面。这样,共产党占据华北华中;民革占领长江以南,在国民党内部搞垮蒋介石,以李宗仁为首由民革负责;民盟占川、康、滇、黔。在这种形势下,再与共产党恢复旧政协和谈,是于民盟有利的。“东公”指张东荪,他与梁都是民盟出席政协的代表。“任公”是李任潮,即李济深。章的意思是李济深赞成他的想法充分合作。

张松涛也说了他的看法。他说,信中说“在此立言稍异”,异就异在与三中全会精神不合。三中全会是坚决与中共携手合作,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所以他得到“布条”之后,就将“布条”交与周新民、李文宜看过(多年以后李文宜在成都见到张松涛,她说将“布条”交给连贯看过)。

张松涛交了“布条”并作说明和自己看法以后。范还故意问张:“大家(指周、李)的意见如何?”张说“都不以为然。”范说:“拒绝这个指示。”(因章当时还是组委会主任)范问梁的看法。“梁老只摇摇头,笑一笑;表示不重视这个布条”。(以上均见《松涛遗稿》第86、88、89页)。

前面说章去港后(或前),已有另一打算,与盟内左派同床异梦。现从范朴斋日记中所记完全可证为事实。(1947年)12月2日:“晚,培毅突来,告以予来渝情形,并嘱其勿久留此地。渠驻何地不相告,亦未便深问也。(原注:此人是章伯钧的侄子,他那时候在搞另外一套把戏,所以对我也机密起来)”

又1948年6月10日:“夜培毅突来,据说四月末即离港,经汉口来渝。伯钧有话转余及梁等,强调第三党组织是独立的等话。他又为述港中情形,显出救国会与第三党矛盾甚深,多数人对伯钧搞小圈子皆不甚满意。又说港中意见分歧,各成派系。周、李一味以中央马首是瞻,周鲸文以东北为主干,刘王立明亦成一家。他的说法与以前大不相同。我问他你转来受的何种使命,何人所派,他坦白承认是第三党。我又问他将欲干些什么,他说是整理组织。他言下颇不满意(潘)大逵,说去年大逵去沪,曾诋毁第三党,在他认为是救国会在作怪。我于听完他种种说法之后,向他说了我的意见。对伯钧作风,坦白地有所批判,并要他谨慎些。我并表示他们对你回来,无任何通知为欠妥。他力说曾叫他来见我的,所以未告松(涛)。……我从他的谈话中领略到,伯对中共近已不似从前,显然没有搞好,对内部又没有搞好,一切作法均不免有投机性。”

又1948年6月20日,“晚赵一民来,谈到培毅转渝后,言论态度均大不妥贴,予嘱其设法风示,俾其离开。(原注:章培毅说:“重庆杨杰是总司令,成都刘文辉是总司令,他是总政治部主任,所以可以委军、师长。”他把大家闹得起了恐慌,都要求把他弄走)此人这次转来,的确很不好。伯钧的作风,实太欠光明了。”又6月22日:“午约黎又霖来,商量两件事:一嘱其斟酌使培毅离渝;据又霖相告,培曾写恐骇信向他索款。这老弟越来越不成话了。昨天听(冯)克熙说,培在外招摇,说他可以委军、师长。又说必要某地某为司令。又说第三党有数万党员能起事……”

又7月1日:“到北碚取息便访高庄,(原注:高是第三党四川负责人之一)向他谈到培毅,嘱其劝他回港。”

又7月3日:“在勉仁邂逅培毅,即在云校长家午饭。约培来家向之劝戒谨言。据培说,第三党经黄琪翔向陈诚有所洽,陈且转之蒋。听其口气似乎颇与政府默契,这又使人恍惚不能了解其中玄妙矣。”

以上引那么多日记中语,无非为了证明章伯钧虽去了香港,虽在三中全会作“政治报告”,虽与沈钧儒以中常委名义负责领导民盟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作,但他确有另外打算。

从上面看,1947年12月25日章培毅便出现在重庆“搞另套把戏”了,章说“任公同一见解,充分合作”,又确有其事,章才有那么大的胃口。

后来,他的侄儿培毅在1948年10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渣滓洞。《民盟在重庆》中《民盟重庆英烈谱》称他“1948年由香港奉李济深先生之命,回川任民革西南执行部政治部主任,策动各地军队起义工作……”。1948年“五·一”口号后,中共急切动员组织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在动员组织北上工作很不顺当的情况下,章伯钧却于1948年9月中旬,又成为第一批北上的四人之一(余三人为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

 

民盟自成立以来,国共双方都凭借自己的条件,做民盟的分化工作。国民党从右的方面使青年党、民社党先后分裂出去。中共从左的方面又把救国会派分裂出去。这次分裂是无形的分裂。凭着“总部”的名义以领导全盟,又随着时局的发展,这次“一面倒”的结果,不仅使民盟的总体结构发生了改变,特别还表现在政治路线的改变,故这次改变被称为“历史转折”。

 

沈钧儒在中共把救国会派从左的方面分裂出去起了决定性作用,被认为是“引导民盟走上了革命道路”。沈逝世后民盟中央挽联云:

毕生奋斗,引导全盟向左转;

遗言改造,遵循迈进在吾曹。

香港的民盟三中全会便是具有关键性作用“引导”的开始,也是周恩来赞美沈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重要原因。

 

[注]涂名事件:

    1946年11月11日,当时的“第三方面”为调解国共僵持局面,主张延期召开国大,完成政协规定的必要程序,再召开国大,“第三方面”(包括民盟)代表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张君劢一致签名致蒋介石信。但签名后,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告诉了周恩来。周不同意这样作,张申府于是跑去把三人的名字涂了,当晚他又当众宣告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发生青年党代表当场讥讽民盟是中共“尾巴”,周恩来又当场说“作牛尾光荣”,闹出一场大笑话。这就是“涂名事件”。

 

(相关简介,作者丙丁,民盟盟员,本文为长篇《盟史札记》连载,请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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