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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路运动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16:57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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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路运动

 

 

1905年留学归国到1910年间,张澜一直致力于推进教育和社会革新。1906年在成都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任学监。次年便被认为行为激进而被免职。直到1910年张澜再度被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聘任,任“修身”教习兼斋务长,并在南充乃至四川名气渐强。冬季返回南充后,即迎来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因保路运动,他被历史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保路运动是翻开中国历史新篇章、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环节,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在保路运动中,张澜不畏强权,誓死“破约保路”,是他一生中最闪亮的光辉点之一。自此,他正式开始了与祖国命运与共的政治生涯。

火车,近代科技发明的伟大成果,自从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森制造出了第一辆蒸汽火车头开始,便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驶往世界各地。1876年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在上海建成通车,全长15公里。由于铁路未经清政府允许而由英人擅自修建,因此通车不久便被清政府用白银买回拆除。其态度之庄重、行为之可笑,实在令今人啼笑皆非。

面对工业文明象征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清政府内部就要不要修建铁路的问题,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洋务派的力争,清政府对铁路也渐有认识,终于对其开禁。从开始的拒建到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唐山)胥(胥各庄)路通车,铁路在中国艰难而尴尬的历程发人深省。但更具戏剧性的是,清政府认为“行驶震动陵寝,黑烟损害庄稼”,禁止使用蒸汽机车,改用骡马拖拉车辆,被戏称为“马车铁路”,我国自制的“龙号”火车头自生产出来一年以后才被准予做牵引用。

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已不是修不修铁路,而是由谁来修,的问题。其中围绕着四川与外界相连的铁路修建问题尤为突出。

富庶的川西平原,资源极为丰富,因而成为各国列强觊觎争夺之地。1865年,法国越南总督派探测队窥察巴蜀资源。1866年,德国遣李希霍芬经陕入川,先后至成都、雅安、宜宾等地考察,后沿三峡水路离开。1869年,上海洋商总会派商董二人来川考察,完毕后公布了调查书,详细列出四川所富含的各种资源。各国列强发现,“这个省份(指四川省)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1)不过,四川“蜀道难”亘古未变,要想入川谈何容易。各国列强首先攫取的是当时出入川的主要“隘口”重庆。然而,由于长江三峡滩多水急,由长江三峡出入货物资源等极不便利,于是各国列强试图在川修建铁路也就成为掠夺四川丰富的资源和物资必然的选择。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奏议中说:“据余在此所能推断者,则几乎所有列强,皆欲借建设铁路、开采矿山之事,在华直接生利以自肥。”瓦德西此番陈述,将各国列强用心于铁路的动机昭然天下。

1888年,法国试图索取滇越铁路修建权,计划由安南(越南)经老街至昆明,再由昆明经昭通和叙州府(宜宾)到达成都。同年,英国索取滇缅铁路建设权,欲从缅甸经楚雄至昆明,再由楚雄经雅州府(雅安)而达成都以至重庆。之后,美国索取成都至汉口的铁路修建权。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英法两国竟然签订协议,约定川滇两省的权力由两国共享。后来,英国又计划修建一条自上海经南京、汉口、宜昌、万县以达成都的铁路,企图以该铁路为支撑点,逐渐控制江苏、湖南、湖北以及四川诸省,从而达到其窃据整个长江流域的目的,并派人入川勘测川汉线路。此时的清廷已是一个“结与国之欢心”的政府,于是中法两国于19031029签订了《滇越铁路章程》34条,规定法国在中国土地上修筑铁路,铁路的经营管理、客货运输等权益,一概归法国滇越铁路公司。

此时,随着各国列强攫取各地路权行动的加剧,中国民族资本的抗争也日趋激烈。经过复杂的斗争,粤汉铁路的主权已从美国人手中拿回,苏杭甬铁路也拒绝了英国人的借贷。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相继争回和保住了一些路矿的权利。川人为此备受鼓舞。四川留日学生首先站出来呼吁自办川汉铁路,他们以急迫的爱国之情呐喊,“四川铁路入他国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属他国之日也。”(2)希望能唤起川人的觉醒。出于时局考虑,19035月,锡良在即将上任四川总督之时,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奏曰:“奏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四川天府奥区,……外人早已垂涎,群思揽办,……若不及早主张官设公司,招集华股,自保权力,迟之日久,势不容己;或息借洋款,或许人兴修,以致喧宾夺主,退出无权。况川省……高踞长江上游,倘路权属之他人,藩篱尽撤,且将建瓴而下,沿江数省,顿失险要,……非速筹自办不可。”同年(光绪二十九年六月)锡良到任成都后,召集川中官绅,商议筹划成立川汉铁路公司,并于同年12月上奏陈述依照章程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以及委派冯煦等为督办、会办,拟定筹款集股的办法。1904年(光绪三十年八月),以蒲殿俊为首的四川留日学生担心川民集股不积极踊跃,影响川人自办川汉铁路,于是联合川籍留日学生300余人集会招募股金,由各留学生量力而行,投资认股,为川人做带头和表率(当时张澜尚在日本留学)。集会上,当即募得4万余金,因其额尚少,于是各位学生又向亲友游说认购股金,共募得30万金,并电告四川总督锡良,同时致书全川人民,号召全川人民投资集股,自修铁路,以为救国。由于四川留日学生带头认购股金,促进了川路征收股金的进行。锡良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奏呈议定川汉铁路公司集股章程及集股办法,又由商、户、外务三部共同奏呈,清政府商议确定,同意路股分为租股、官股,官股的股金由土药税、盐茶税和所创办的铜元局所出。于是,官商合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于19042月在成都成立。所谓的自办川汉铁路公司,因为路款多集自民间,而修路之事却为清政府官吏所把持,所以川汉铁路公司实为民资官办。

川汉铁路线路,自汉口起,经宜昌、夔州(今奉节)、重庆、永川、内江、资阳,而后到达成都,全长约1980公里。汉宜段自汉口经沙市到达宜昌,后改为自京汉线的广水站起,经襄阳、荆门至宜昌,全长约600公里。自宜昌以西到成都的铁路线路,由川汉铁路公司修建。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以后,即决定工程由宜昌开始,先修建宜昌至万县一段。然而,川汉铁路公司创始之初就陷入了官商合营的泥淖中。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之时,在其拟定的铁路章程第二十五条中,暂定资本为5000万两,由社会募集4000万两,发起人则承担其中1000万两,铁路预定期限5年竣工;铁路开始营运后,上交十分之四的纯利作为铁道税,45年后铁路归国有。因为铁路股款主要来源于“抽租之股”的民间,规定“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当变、大写、自耕、招佃、收租在十担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另规定“其有佃户押重租轻,及债户以租抵利者,但有租可收,数在十担以上,均一律照抽,不专抽自业主”。(3)所以,全川民众,无论贫富与否,皆与川汉铁路关系密切,这也是保路运动最终能唤起广大民众参与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工程运作过程中,由于公司为清政府官僚所把持,贪污、挪用工程款极其严重。1905年,锡良迫于舆论,在公司的总董、副董和督办中安排了当地士绅,但这些人“惟不得干预本公司用人行政职权”。此外,川汉铁路公司冗员众多,开支庞大。

亲身感受蜀道之难和在海外看到的工业革命的力量,特别是他们亲眼目睹了日本这个蕞尔小国迅猛发展而成为强大帝国的过程,张澜等出川留学的学子们深感工业革命的意义和自修川汉铁路的价值,他们始终密切关注着川汉铁路公司的命运。鉴于川汉铁路公司的种种弊端,1906年,在日留学生300余人,组建了川汉铁路改进会,联名上书锡良,提出《川汉铁路公司商办建议书》,不久在川汉铁路改进会创办的《报告书》月刊杂志上,他们又发表了关于川汉铁路的长篇论文《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文逼时弊:“川汉铁路公司即创设于商律初步之后,是川汉铁路公司实与商律共其发生存在之命运。诚能商律维持公司,则铁路可望办成,而商律有效力、使商务有起色……现在利权且将不保。日复一日,后患何堪!故不止四川一省之不幸也。此川汉铁路之成败关系中国全局者也!……乃公司之性质,为商办之性质,而公司之形式,又为官办之形式,其表里相反者何哉?”改进会将该份杂志寄往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地,从而使在京川籍官绅亦多响应商办者。京官王荃善等以“路事之取道何处,动工何日,筹款何着,工程师何人,预算决算何在,头绪茫然,不如民款民办,为势较顺。”之言,上呈商部,而四川各地响应商办者也很多。恰在此时,官办重庆铜元局、万县铜元分局挪用川汉铁路股金情事被揭露出来,改进会对此事大力加以披露,使挪用之款被迫归还。然而,川汉铁路改官办为商办之事,直到锡良19072月即将调任云贵总督的前夕,迫于众议,才依据编修伍肇龄等52人联名奏请的修正章程,修订了公司章程五十九条,遵照当时的商律,公司更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川汉铁路原有设置的官绅总办一律裁撤。4月,锡良离川赴滇,由赵尔巽继任,赵未到任前由王人文护理川督。之后,川汉铁路公司以完全商办的新面貌展开工作。

1908年,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聘请詹天佑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1909年,在宜昌设立工程局,詹天佑制定施工计划,川汉铁路工程开始施工。

19081114,光绪皇帝死于瀛台的涵元殿。第二天,给中国历史带来许多悲哀的慈禧太后也死了。3岁娃娃爱新觉罗·溥仪为嗣皇帝,载沣摄政,为加强皇权,于190912旨令袁世凯“回籍养疴”,目的在于削弱袁世凯所拥有的军事势力。191158裁撤军机处,建立内阁,庆亲王奕为内阁总理大臣。为了强化皇族的权利,在13人组成的内阁中就有7人是皇族。皇族内阁一成立,即遭猛烈抨击,指出其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咨议局在《咨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中指明皇族内阁“明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虽然咨议局在当时还没有实际的权力,但它敢于与清政府的实权机构展开公开的斗争,说明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制度已到了即将灭亡的边缘。内阁成立的第二天,191159,清政府就宣布实行“铁路干路国有”,导致保路运动爆发。原本试图以此加强清政府的皇权统治,不料适得其反,由此引发的保路运动,给予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以致命一击。

清皇室的近亲公爵载泽,是清政府1905年为准备立宪派出的五人出洋考察团的成员之一。载泽不满内阁总理奕劻,认为他昏庸贪婪,欲借此机取而代之。奕劻曾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议和签定《辛丑条约》,此人卖官纳贿,贪污成性,因袁世凯拉拢腐蚀与袁关系密切,大臣中不满者甚众。盛宣怀、端方、郑孝胥为载泽出谋献计道:“欲夺政权,必树新猷,必借外债,以结外援,收干路为国有,以见中央集权制新政策,借张之洞已定之四国借款草签合同而复活之。”从中可见路权的重要,以至保守派与革新派均必须利用之。

所谓四国借款草签合同,由张之洞而起。19041905年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掀起了赎路自办运动,张之洞当时支持这一行动,并极力促成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废除,从而使粤汉铁路能顺利从美国和兴公司手中收回,并转为自办的商办铁路公司。而当时为了赎回路权,张之洞向英国汇丰银行以及香港总督共借贷100多万英镑,事后他向英方表示,粤汉铁路开工筹款,将优先与英国相商。这是因为在张之洞看来,一旦铁路修筑为中国自办,那么借款一事在所难免。此时,德国的德华银行乘机介入,并提供比较优惠的借款条件,于是,19093月双方签订了《中德湖广铁路借款草约》。当英国得知此事后,认为德国势力介入了英国本已享拥有的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反应甚为强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撤销中德草约。后经过商榷,英国同意以德国德华银行的条件与清政府签订借款合同。于是德国的德华银行,英国的伦敦汇丰银行,法国的巴黎东方汇理银行,分别与清政府达成了协议,并于19096月在上海草签了《中国国家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五厘息借款草签合同》,总共借款550万镑。因为这条铁路原本为清政府从美国和兴公司手中赎回的,现在却把美国抛掷一旁,引起了美国的不满,715美国总统亲自致电摄政王载沣,表示关注借款问题。19093月,当张之洞正与三国商谈借款之时,美国政府急电驻华公使,向清政府表示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应有美国参加,“美国银行与英、法、德三银行,皆当利益均分”。于是,四国于幕后磋商,达成一致的协议,最终将三国借款合同改签为四国草签合同,借款的额度也增加至600万英镑,并规定借款和修路材料的购置平均分配于四国银行团,铁路修建的总工程师及副总工程师皆由四国派遣。10月,张之洞病死,此事暂停议。然而四国迫不及待,于19107月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要求迅速正式签约。之后,每月都照会外务部,要求尽快签约。

在“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宣布之前,清政府即已预料到将会招致各方面的反对,于是在公布之前就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专办了《宪报》,大事散播赞成借外债者为爱国和救国的言论,若反对借外债就是愚昧,尤其大肆攻击川、湘、鄂反对借外债,反对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主要人物,甚至假川人代表之名,声称愿将原股献归国有。191155,盛宣怀唆使石长信上奏《铁路亟宜明年定干路支路办法折》,列举商办铁路的缺点,提出将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紧接着,清政府于59即以石长信奏折所言为理由,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位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最后强硬而胁迫地说:如有不顾大局,顾以扰乱路政,煽动抵抗,即照违制论。”1911518,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此时的路权已经开始涉及清廷的存亡了。

1911520,清政府不顾一切地和美、英、法、德四国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在拱手奉上1800里路权的同时,还以湖南、湖北的厘金盐税作担保,并允许四国有展路权。新登基的皇族内阁不惜余力地做这件事,一是清廷财政的亏空严重,二是内部争夺权力的需要,三是试图以此加强皇权的统治。由于清政府早已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力量,以及20世纪初中国维新变法思想已深入人心,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逐渐壮大,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皇族内阁试图以强硬手段推行其政治目的,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反加速了灭亡的进程。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巴蜀大哗,川人无不义愤填膺。“乡人函电纷驰,争议嚣然”。在四川保路运动初期,以立宪派为主,意欲妥协,幻想清政府能“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即可。然而,盛宣怀与端方在发给护理川督王人文的电文中声言“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意欲完全侵吞川人财产。清政府邮传部于69下令各地电报局,不准收发煽动违抗抵触铁路国有的电文,如有违反者,就将委员领班加以撤换惩处。这样,妥协者的希望也破灭了,保路是所有川人惟一的出路。611,川汉铁路公司召集临时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四川各界人士。会上群情激昂,声讨清政府对川汉铁路的蛮横强权的政令,通过了禁发有关铁路国有的电文的禁令,大家一致认为,收川路是剥夺川民股本,禁发路事电报是剥夺人民言论自由,主张要坚决地对抗清政府的对川汉铁路的国有政令,并呼吁组建保路、保川、保国的同志会。于是,以蒲殿俊为议长的四川咨议局出面,于1911617在成都召开了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临时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

川省商民与清廷的利益争夺,形成了革命的前奏。也预示着中国资产阶级将登上历史舞台。此时力推社会革新的张澜,正在南充、成都的社会上大力宣扬保路的意义。

保路同志会成立这天,是保路运动高潮之一。从耄耋老者到发蒙少年,与会人众,情绪高昂。会议主席颜楷宣布开始讨论四国合同问题时,发言者十分踊跃。会场上有人挥泪哭诉,订立四国合同,铁路将毁,四川将亡。会场上顿时哭泣声四起,人人悲愤。罗纶高声提议,为了拒债废约保路,立刻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破约保路的机关“保路同志会”,与会人众齐声赞同。随即选举蒲殿俊、罗纶分任正副会长。会后,罗纶率2000余人到督院请愿,王人文称:“虽三、四奏,直至罢职,亦乐为川人尽责。”在此之前,作为四川咨议局议长的蒲殿俊于19101月、6月、10月多次参加咨议局“速开国会”的请愿都遭到斥责。1911年夏,蒲殿俊为保路又到京请愿,依然遭到斥责。事后,他对湖南咨议局的请愿代表左学谦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很明显的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们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但是,立宪派所领导的保路同志会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表现出革命的态度。对于立宪派来说,纵然有其思想的局限性,缺乏同盟会那样坚定的革命目标,但能跨出这一步,领导全川人民“破约保路”已是难能可贵。

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全川各县府陆续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分会,派会员分路讲演,还成立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

保路运动爆发后,正在南充的张澜即联络川北的陈抱一、陈朴安等人,一同前往成都。一路上经过蓬州、华山观、锦屏镇等地,所经之处极力宣传保路爱国的意义,当地民众无不响应,到了成都后即与蒲殿俊、罗纶等人联系,共商保路大事。这个时候,张澜虽然不是保路同志会的领导成员,但蒲、罗等有重要之事都要与张澜相商,征求张澜的意见。张澜的学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提到:“多次听到蒲、罗、张等人对路事的密商和对策。”(4)几位老朋友为破约保路又走到了一起。

627,罗纶对四国借款合同条文一一驳斥,并请王人文代奏,王人文在做护理川督时,同情川人,为四川保路运动的前期活动提供了方便。不想因此惹怒清廷,于是赵尔丰被任命为四川总督。630,盛宣怀密召驻宜总理李稷勋进京,将李收买,李稷勋继续任驻宜总理并将其薪金加倍。李稷勋将川路现有700余万两股款缴与端方,以此款作为国有铁路股金,继续用此款修筑宜归段铁路。当川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各界人士纷纷致电邮传部,坚决讨伐李稷勋的卑劣叛卖行为。再次表达“川人所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我川人确守‘不动借款,权自我操’八字,誓死不移。”(5)的“破约保路”的决心。726,清政府正式委派李稷勋负责宜归段铁路修筑工程,给予李稷勋优厚薪水及车马费。此举犹如给激怒的四川民众火上浇油,反对怒潮猛然高涨,哗然震怒的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决定于85召开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

面对高涨的反抗怒潮,清政府急令赵尔丰在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赶赴成都上任。与此同时,各县府的川汉铁路的股东们也纷纷推选代表到成都,南充推选了以张澜为首的五位代表。张澜此时已在成都。在会议召开之前,蒲殿俊、张澜等在一起酝酿正副会长的人选,并谈及对新任总督赵尔丰的看法。张澜认为:“赵督(赵尔丰)不比王护院(王人文)宽厚,何况那些腐败官吏还从中作祟。但是,我们有七千万四川同胞作后盾,我们不用怕。”在选举正副会长时,蒲殿俊推选张澜任副会长,张澜说:“莫找我!难道不知道我向来口吃,说话结巴?”蒲殿俊说:“副会长的责任重大,要有才能,又要有气魄不畏难,说话口吃在其次。”罗纶也说:“表方不是不会说话,他的讲演很动人,也长于辩论,说话口吃是次要之事。”股东们也都同意他们两人的看法,决定推举张澜为副会长候选人,最后由股东代表大会通过。(6

82,赵尔丰抵达成都,出任四川总督。同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欢迎各地股东代表大会。在会上,张澜做了精彩的演说:“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事固起于盛宣怀,今则不止在一盛宣怀,有障碍吾等破约保路者,非盛宣怀亦盛宣怀。吾股东代表等与同志会君同一爱国,同一破约保路,是一犹二,是二犹一。国有障碍吾等破约保路者,远处之盛宣怀吾等固誓死仇之,近处如有盛宣怀吾等亦誓死仇之。果盛宣怀今悔而赞吾破约保路也,吾等亦转而亲之。”(7)在四川总督上任的第一天,保路同志会和清政府的较量就拉开了序幕,并以张澜铿锵有力的演说作为开场白。

85,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召开,并发请柬邀请赵尔丰和省城司道大员等到会。因为这次会议只是选举议长等的准备会,所以大会主席董事彭兰村在会上说,今天的大会是欢迎“赵大公祖”到任,首先请赵总督讲话。赵尔丰俨然以总督的身份,在讲话中辩白铁路干路国有对国家的好处、对川人的好处,反之则对川人如何之不利,要川人听从清政府的话,“不必保路争约!”赵尔丰讲完后,会场一片肃静。就在这时张澜凛然起身,沉着冷静地走到讲台上,开门见山地对赵尔丰的讲话一一进行批驳:“适才赵大帅演说,大致谓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如说川人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试问所谓川路的界限若何?川人所修的路本自宜昌起手,即谕旨收路为国有亦只言鄂境。何以盛宣怀定约将我们夔府数百里的路凭空攮去,抵补与四国?所谓川人筹款来修川路,如只修成夔的路,则我们四川的路算得是完全的川路吗?如仍照川人从前所修的路来修,则当兼修宜夔。宜夔已被盛宣怀卖与四国,既要保路,安得不说破约!”台上台下顿时掌声雷动。张澜在批驳了赵尔丰的铁路收归国有对川人有好处一说之后,又接着说道:“我们中国官绅之坏,诚多侵蚀虚糜。试问朝廷操用人大权,何不选任贤者?今乃不信中国人而信外国人,譬如有肉于此,因防鼠子窃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期间无数次的掌声响起,群情激昂。张澜继续对川人筹款难等谬论进行了批驳,最后说道:“我们四川股东,我们四川人民,大帅的话了解不了解?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又说陈叔宝全无心肝。如使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尽是心死,尽是全无心肝,大家可以回去对孺子,弄稚子,享安逸的福罢了。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8)张澜的演说充满了爱国之情,其论其言皆及要点,整个会场被他鼓动得沸沸扬扬,掌声从演讲开始到结束,不停的暴雨般地响起。蒲殿俊高兴地赞扬张澜说:“表方说得好,真是吾会健者!”事后,成都电报局在给邮传部的报告中对这次会议的情形这样陈述:“股东会举编修颜楷,主事张澜为正副会长,季帅莅会,张以种种难题质问,词语侵人,季帅颇愠。”(9

在另一次与赵尔丰面对面的斗争中,张澜同样以他的爱国爱民之情,据理驳斥赵尔丰为清政府辩护的言论。张澜与颜楷、罗纶到督府谒见赵尔丰,在谈到盛宣怀和四国银行团所定借款合同不合法的问题时,赵尔丰辩解说:“这合同的草底是张文襄公(张之洞)在两湖任上签订的,盛宣怀不过率由旧章而已,怎能咬定它不合法?”张澜立刻站起,予以反驳说:“大帅,张文襄公创订的草稿,是天经地义么?要知道张文襄公生前,资政院,咨议局都还没有,川汉、粤汉两条铁路还未正名商办,现在商旅经先帝(光绪)颁布,两路商办又经先帝朱笔批准,资政院、咨议局这些民意机关又奉旨设立,借款合同不经责任内阁商议,又不交资政院重申,有关各省之处,也未提交各省咨议局核议,就由度支、邮传二部单独入奏,此后,竟以部令施行。我们看来,盛宣怀这种行径,岂特不合法,还是目无君上,目无宪政!这不反对,就是蒙蔽圣聪,就是自甘居于破坏大法!目前民智开通,这是欺骗不了人的!”一番话说的赵尔丰恼羞成怒:“你们在这样任性乖张,不知底止。哼!我看……”颜楷也毫不示弱的说:“有什么了不起,流血罢了,四川人难道还怕流血吗?”赵尔丰气急败坏,喝令送客。

由于张澜等人在各种场合与清政府的破约保路作斗争,打击了清政府官吏的凌驾之势与蛮横,鼓舞了川民的破约保路激情。88,股东特别大会正式召开。赵尔丰率司道大员等到会,当颜楷提出是否赞成铁路国有时,股东们全体表示反对。颜楷在会上又宣读了赵尔丰送来的札文。内容是清政府仍坚持派李稷勋为国有铁路驻宜总理,并利用现存路款,继续修建宜昌到归州一段铁路。札文读完以后,会场立刻沸腾了,人们情绪愤慨,怒骂盛宣怀、痛斥李稷勋。面对清政府如此卑劣手段,股东大会做出了三项决议:一、撤销李稷勋宜昌分公司总理职务,限十日内将关防和经手事务暂交会计局杜成章接替。二、由公司直接去电质问邮传部。三、请总督代奏纠劾盛宣怀。三项决议通过后,全体股东尽力高呼:“请赵大公祖代奏!”赵尔丰眼见形势紧张,亦不得不允诺代奏。张澜拟定《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请赵尔丰代奏纠劾盛宣怀、李稷勋文》,其文所述为:“窃维川省川汉铁路公司,拮据创办,于今七年,路工正在进行,忽传将收归国有。股东等血资所聚,万命是依,不能不遵据律章,特开股东会议。譬如临危将死,召家人为久诀之词,兼部署其身后之事。此即使暴客操刀,刑官决犯,恐亦不忍不贷以须臾,俾得从容尽意。……假即筹无逸策,群情咸服,至于接受路工,亦必经部臣、疆臣、督办大臣,会同定义请旨,乃能实行。断非一分公司之总理所得专辄作主,尤非邮传部之任意一咨可以恭代纶音。今驻宜总理李稷勋,无总公司之知会,无股东会之决议,并无四川总督之命令,有何权能可以达部交涉?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亦复不知有谕旨,不知有度支部,不知有四川总督,更不知有总公司全体股东,籍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一尘不惊,赵帜已拔。以没覆用间之术,施之于朝野交际之间,为国民者能不惧乎?……要之,本路一日未经部臣、疆臣、督办大臣会同请旨明白交涉,则事权一日不能脱于公司之首,即股东会有完全议决之权。李稷勋以有主之牧,敢为牵羊之献,实为公司罪人。……今李稷勋专擅害公,并于路外现款强股东以所不便,显悖谕旨,实属失职之尤。本日已由全体股东议决,照章辞退。应请督部堂奏明行知该京卿,于十日内将所有经手关防、款项一切事宜,交会计局长杜成章,责成暂行管理。……至邮传部盛大臣乘行国家大政,应如何隽伟光明。此次借款收路,其根本得失,即姑置不论。在朝廷固当昭示天下,至再至三,应由部臣、督抚会同请旨办理。此非盛大臣一家之私事,有何不可告人?乃与一分公司总理私相授受,取接收路工之实,而阳避其名,并强据公司现款,行同狙侩,事同局骗,损朝廷之威信,辱内阁之政策。此件咨案,实属违背历次谕旨,现经全体股东决议,断难承认。应请奏明撤销并严治盛大臣以迕旨害民之罪。股东等生命财产,与本路息息相关,不远千里而来,固当逐日开会讨论,统筹全局,力求归墟,不敢鲁莽毕事。惟议情方始,即来此意外之部咨,四川川汉铁路公司一息尚存,实不能斯须忍受。”(10)这篇呈文宣告了川人欲誓死破约保路的决心,痛斥了清廷官僚们不端行为,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然而,清政府一意孤行,反而电告改为钦派李稷勋为驻宜总理,并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争路川人。这一消息一经传开,众怒难抑。

824上午,召开股东大会,公布电文。会场上哭喊声、怒吼声彼伏此起,有人在会场上高呼,朝廷故意与川人为难,不要川人,欲打川人!一时间,会场上高呼罢课、罢市、罢工、罢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会议最后决定,从即日起罢市、罢课,由颜凯、张澜面见赵尔丰陈情,并请代奏朝廷。824下午,召开保路同志会,各界群众多达数万人。当时的岳府街,即川汉铁路公司所在地,以及附近的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罗纶在会上报告了清政府已钦命李稷勋为国有铁路宜昌总理,并要惩办争路川人。呼啸的怒吼声顿如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会议还未开完,沿街的一些商铺已乒乒乓乓陆续关门停业。

张澜、蒲殿俊等维新立宪派,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开始并不愿以激烈方式与清政府发生直接冲突。成都罢市后,各街店铺居民用黄纸写上光绪牌位,供于门前,牌位两旁书有“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并休会数日恳请政府查办,这一做法,是当时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者不想事态扩大,对清政府还存有一线希望,以期有所挽回,从而达到保路运动的目的,但其中“庶政公诸舆论”一语已是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的要求。然而三日以后,依然无所结果,股东总会又提出请将收路借款问题交资政院和咨议局议决的提议。川督赵尔丰为了尽快缓和局势,认为这项提议有理有利于,于是据此立刻代奏。然而,事情依然毫无结果。赵尔丰感到形势严峻,于是协同在成都的满族将军玉坤及城里的文武官吏等,由玉坤带头,联名上奏,参劾由于盛宣怀恣意操纵而酿变,致使事态严重,请朝廷治其罪,以息祸乱。但清政府仍然一意孤行,斥责玉坤等人,并严令赵尔丰镇压争路川人,如果酿成事端,造成后果,要治罪赵尔丰。清政府的强硬态度使他们失望。91,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再次召开大会,在这种已白热化的局势下,果敢决定,从当日起,全川不纳正粮、捐税。之后又将这一决定呈报督院和咨议局,并将这一决定通告全川。同时,向全国宣告,以后四川不担任外债分厘,直至达到目的方可取消决定。

这些决定显然已经显示出对清廷不以为然的态度,及其在政治、经济上登上政治舞台的诉求。清政府自然恼羞成怒,急电赵尔丰立即查禁,捉拿首要人物治罪,否则将其问罪,同时命端方调湖北军队入川协助查办。赵尔丰原本也想平缓地平息事态,以有利于以后他在川的官位,置于朝廷和人民的夹缝中,赵尔丰处于两难选择,起初代川人言,是职责所在,亦为今后在川的统治计;但当清政府迁怒于他,并欲使端方取而代之,出于自身官位的利益和对清廷的愚忠,赵尔丰终于决心镇压。

96,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开会,会上示出《川人自保商榷书》,赵尔丰以“其中条件隐含独立,尤为狂悖”为由,准备抓捕张澜等人。

97,赵尔丰以看邮传部电文为由,将张澜等9人诱骗至督署拘捕,将其捆绑。士兵以枪口对着张澜胸脯,钢刀架于张澜的脖子上,赵尔丰厉声说:“将铁路收归官办,是朝廷旨意,岂能更改?汝等聚众反抗,乃借题发挥,妄图造乱,汝等须认错,否则严办。”张澜毫无惧色,也厉声喝道:“我们没有错,人民更没有错!准许四川人民出钱修路,路权理应属于四川人民,四川人民争取自己路权,何能认为非法?出尔反尔,把路权让与外国,实属引狼入室,危害非浅!”赵尔丰理屈词穷,恼怒呵斥:“张澜太横强!”张澜不畏其凶狂,依然坚强不屈,铿锵而言:“我代表川民股东,不为盛、端夺路劫款所威胁,理直则气壮。借外债以拒民款,假国有以夺商办,关系国家存亡,岂止关系川路一省利害?痛苦深,故呼吁烈,何强横蛮干之有?”赵尔丰气极无言,于是将他们拘押入牢。被拘捕的9人为张澜、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王铭新、叶秉诚、江三乘、彭兰村,后又抓捕胡嵘、蒙裁成、阎一士等3人,共12人。

赵尔丰本打算将9人立即处死,以平息争路风潮。但由于满族将军玉坤恐引发更大的动乱,劝赵尔丰请旨定夺。赵尔丰也以为然,于是将9人暂押。

张澜等9人被拘捕的消息在成都传开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男女老幼齐聚督署要求释放张澜等人。请愿群众由西辕门进入督署大门,冲垮了朱庆澜队伍的阻挡,冲进仪门,到了大堂檐下,侍卫试图阻挡,但如潮水般涌入的人群已势不可挡。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随着第一声枪响,各个关口都响起了枪声,督署内顿时遍地横尸,血流满地。据总督衙门值日官杨子彩说:“仪门外,伏尸流血,闭不复通。当场被枪杀登记入册者32人;至于被杀而未登记入册者还有300余人;伤者甚众。”(11)赵尔丰又命马队策马驱逐人群,被踏伤的人不计其数。城外的农民和居民,在得知消息后也纷纷朝成都涌来,而城门早已关闭,人群聚在城外,要求放人,也遭到清军的枪击,又死伤数十人。第二天,各州县赶来的群众纷纷涌向成都。因为赵尔丰已将城门紧闭,四面八方来的群众将成都城团团围住。

至此,先前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保路破约运动已发展为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导致事态激变的原因,首先是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保路激情和对自己利益的本能保护;其次,保路同志会是一个参加人员包括各种政治力量和各阶层的组织,其中有资产阶级革命同盟会的成员,有早期具有反清思想的袍哥组织成员等,而实际上当时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大多已经是同盟会成员。因此,自赵尔丰制造成都惨案之后,保路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已从当地士绅、立宪派人士变成了同盟会会员,因此具有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性质;第三是清朝政府腐败与愚蠢,使矛盾激化。

在成都血案发生前的84,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与哥老会首领秦载庚、罗子舟、侯国治、孙泽沛、张达三等即已在资中罗泉井召开过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借保路反清,组织保路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秦载庚、罗子舟、张达三实亦为同盟会员。会议通过5项决议:1、保路同志会更名为保路同志军,将“文明争路”转为武装斗争,由秦载庚、侯宝斋主持川东南的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的领导工作。2、向各地团练局和富绅借用枪支以解决枪弹来源。3、向各县借用积谷、社谷及其他公共财物以解决粮饷。4、探查敌情,掌握清军和警察的数量、配备、分布。5、总部设在华阳和新津,要随时互通信息,交换情报,听从指挥。由于有了同盟会组织的这次会议做准备,所以当成都血案发生后,全川人民能迅速组织起来进行反清武装斗争。成都血案激发了四川武装反清斗争的开展。而四川武装反清斗争的开展又不期然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罗子舟率雅州、荥经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925,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从而引发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又推动了四川的革命独立。1121,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由于保路同志军在四川各地的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同盟会领导的武昌起义也于1010爆发,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在全国各地燃起。清政府于1026撤消了盛宣怀的职务,试图缓和危急的形势,挽回败局,然而为时已晚。清政府派往四川的岑春煊眼见迅猛的革命形势,半路上因惧怕而退回上海,不再赴川。曾经盛气凌人的端方,1127也在资中被起义士兵杀死。赵尔丰眼见清政府的形势江河日下,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在111先释放了张澜、彭兰村、蒙裁成、胡嵘等四人,1115将蒲殿俊、罗纶等人全部释放,后又宴请张澜、蒲殿俊等人,声称赞成四川独立,但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蒲殿俊等人表示同意,发布了《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发表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希望动乱尽快平息。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立宪派维新人士来说,他们的思想和眼界是有局限性的,包括后来酿成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兵变。不过,相对蒲殿俊等人来说,张澜的思想要激进一些,在12人签名《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时,张澜几次拒签,后不得已而为之。

1127,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赵尔丰的心腹朱庆澜掌握军权任副都督。赵尔丰心怀叵测,于几天后策动兵变,致使成都陷入混乱。后因尹昌衡、罗纶的努力,兵变被平息,1222捕获赵尔丰。张澜在当日的群众大会上历数赵尔丰5大罪状,当张澜宣讲说:“赵屠户作卖国邮传部、卖国奴才盛宣怀的刽子手,不让我川民保路破约,争路权、国权,逮捕屠杀我人民群众,实属罪不容诛!”会上群众高喊:“杀赵屠户!”之后,纷纷涌向尹昌衡布置好的法场,杀掉赵尔丰的呼声在法场上震荡。随着赵尔丰被斩杀,对于推翻封建清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川保路运动也宣告胜利结束。

四川保路运动因赵尔丰的血腥镇压而激化变质,又以他的人头滚滚落地而收尾。赵尔丰伏刑前企图以自己在西藏7年平乱的功绩而冲淡成都血案的罪责,向历数他罪状的尹昌衡大声喊道:“我在康藏建下的殊勋你为何只言片语不提?若不是我在康藏艰苦卓绝奋战七年,今天中国雄鸡版图已缺一角矣!”赵尔丰曾任清廷驻藏大臣和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西藏东推行“改土归流”、移民屯垦、兴修水利、建厂办学,对地方势力剿抚并用。他经营川边的功过是非一直是近代史上的聚讼话题之一。但他至死不知在历史大潮面前自己已是个反动分子,尽管作为封建王朝的殉葬品,其个人的命运具有很强的悲剧色彩。正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正是这浩荡大潮,把张澜、把保路运动、把四川人民推上了历史正剧的舞台。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张澜等人誓死破约保路,并发动民众积极参与,将保路运动逐渐引向深入,这是他们功绩所在。但是在保路运动中,维新立宪派始终坚持以所谓合法的手段争得权力与利益,坚决把自己与革命党区分开来,认为自己是爱戴朝廷的好臣子,之后又妥协于赵尔丰,认识不到人民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对立的阶级矛盾,则反映了维新立宪派的历史局限性。维新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其初衷是一次爱国爱民的运动,从本质看来,是具有一定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维新君主立宪派与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从而巩固清王朝的保守势力的较量,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继续。因此,当保路运动不断升级,发展到高潮时,已经与维新立宪派的初衷相去甚远,他们也感到力不从心,更无法将运动发展到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武装革命,因而成都血案发生后,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归于革命党。张澜也在这场运动中,由立宪主张渐生革命思想。

对四川保路运动孙中山先生有着高度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吴玉章认为保路运动本身“即带有民族性的政治性。”郭沫若评价这场运动时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当有四川人民担负,是应该有川汉铁路的股东们担负的,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的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这些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回顾当时的中国大地,革命风起云涌,起义此起彼伏。从1907年孙中山被逐离日本后,先后爆发了潮州、惠州、钦州、廉州等地的起义,此后还有黄兴领导的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徐锡麟的安庆起义,尤以广州黄花岗起义最为惨烈。但均以失败告终,而未能引发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保路运动得以成功,并引发辛亥革命,除前述这些起义为推翻清王朝做了流血的准备、极大地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保路运动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唤起了普通人义无返顾的参与,真正动员起了民众的力量。这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成功经验中再次得到证明。当然,保路运动最直接的作用是吸引大量鄂军入川,使武昌空虚,为革命成功提供了条件。

在张澜用生命参与并领导的保路运动中,与他同时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人因生活态度而渐渐淡出,一些人因环境所迫而销声匿迹,还有人因思想落后而被历史淘汰,惟有张澜以他炽热的爱国爱民之心,突破了早期立宪思想的束缚,依然马不停蹄地驰骋在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闪耀着民主爱国者的光辉。

索引

1)《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9

2)《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251

3)《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2

4)《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24

5)《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257

6)《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13

7)《张澜文集》/1/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8)《张澜文集》/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9)《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17

10)《张澜文集》/12/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11)《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225


第四节 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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