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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政坛初展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18:20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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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政坛初展

 

1911年为中国的辛亥年,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再到全国十四省先后宣告独立,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191211,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中华民国,并颁发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12,清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从此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面对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张澜怀着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到维护中华民国的稳定与建设之中。这一时期,张澜从开始参与议政到历任高官,尤其在护国战争中,以深切的爱国爱民之情,以开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危难之时屡屡挺身而出。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张澜已经逐渐显露出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成熟的风范和出色的政治领导才能。 

大汉四川军政府在平息了赵尔丰兵变后,由于蒲殿俊不愿再出任都督,张澜推荐尹昌衡担任都督。之后,尹昌衡任都督,罗纶任副都督。尹昌衡执掌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大权,力邀张澜、颜楷等人与之共事,此为张澜参政任职之始。

赵尔丰被抓获后,军政府内部就杀与不杀的问题产生争议,张澜以政治家的敏锐,向尹昌衡建议应立即将赵尔丰正法,以定民众之心。张澜说,在兵变中,赵尔丰仍以朝廷封疆大吏自居,如果不诛,军政府很难稳定,杀赵尔丰,才得民心,政府才能建立威望。尹昌衡采纳张澜的建议,当日即将赵斩首。

1912年初,军政府任命张澜为川北宣慰使。他在川北整顿政务、破除陋习、惩办恶霸、安抚民心,政绩斐然,“在职年余,川北大治”。

张澜就任宣慰使,首先大力整顿川北地方政府,罢黜贪官污吏,奖励廉洁之士,极力铲除时弊,卓有成效。民国成立之初,对旧有的政府体制进行改革尚未及展开,一些机构闲置无用,造成冗员众多,张澜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向军政府提议,政府新建之初,应当首先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员及闲置机构等,多余的人员设施则用于教育方面。由此可见,张澜在政治上是颇富策略和远见的。

张澜出任宣慰使时,在保路运动中由革命党人在广安建立的大汉蜀北军政府还存在。为了尽快统一政权,张澜与大汉蜀北军政府都督张观风进行了会谈。张澜认为,现在清政府已被推翻,四川应该趋于统一,希望张观风能以大局为重。张观风接受了张澜的建议,撒销了大汉蜀北军政府。为了妥善安排原大汉蜀北军政府人员的生活,张澜在政府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拨出库银4万两,并为他们颁发奖状和勋章,褒奖其为辛亥革命浴血奋战的业绩。

在处埋另一件有关大汉蜀北军政府的事件时,张澜同样表现出了出众的政治才能。191111月,大汉蜀北军政府起义军邹明矾等枪杀了莲州的守门卫兵和卫城的团勇后,在城内抢劫掠夺民众的财物,其属下张云鹏、欧开选又到乡下向民众索取军响,各乡组织练团防备,在交战中互有伤亡,张云鹏、欧开选回城后,拘捕了练团的主要人物。后来,广安胡孟辉率军队来到蓬州,判决邹明矾因扰乱地方,拘押监禁,待作争时战死战场。蓬州士绅民众对这一判决大为不满,认为邹明矾等人是打着反正的旗号,干着强盗的勾当,肆意杀人抢劫,破坏地万安宁。给民众带来极大损失,怨愤难抑。这件事十分棘手,如果处埋不好,不是影响军政府的声誉,就是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因而事情被搁置起来,一直没有最终决断。张澜出任宣慰使后接手了此事,经过多次提审邹明矾,并进行大量的调查,查实邹明矾等所为确属事实,于是判决邹明矾等赔偿民众祸乱中的损失白银一千两,如若不赔偿,只能以命抵偿;如果赔偿了,邹明矾则继续拘押,等侍审讯定案。同时,张澜还邀集各界人士多次磋商此事的最佳处理万式,以及如何尽快恢复社会的安定秩序。通过张澜的多方努力,这件事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张澜在处理此事时,从革命的大局着眼,既没有对起义军的过失予以张扬,保全了革命军的声誉。又为百姓的利益着想,最大限度地予以安抚。

张澜组织了一支300人的护卫营,前往保宁、铜川、顺庆三府所在各县巡查。当来到蓬溪县视察时,众多老百姓拦路喊冤,状告蓬溪县当时有名的恶霸地主晏弘任意欺压百姓,强抢民女、贪污贿赂等。晏弘出身衙役,为袍哥大爷,哥老会成员。张澜接下状纸后,明查暗访,一一核对事实,将晏弘逮捕。张澜初到蓬溪时,晏弘前往拜谒张澜,张澜淡淡应付,晏弘很是得意,以为不过如此。晏弘被逮捕后,前来托词说情的士绅很多,甚至省里要员也来说情,张澜依然坚持惩办晏弘。张澜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保晏弘的人比控告晏弘的人还多,你们打算怎详处置这件事?有人回答说,应该先释放,然后再细查。张澜说,不能这佯。那些控告晏弘的人,个个都穿着破烂不堪的土布衣服,而且所述都有事实作证,那些保晏弘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衣冠楚楚的绅士和权贵,却没有一个能说出晏弘为邻里乡亲做过什么好事,只怕一旦释放了晏弘,百姓们会怨声载道,应该抓紧时间尽快查清所有事实。作为典型公立于众。最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张澜将晏弘斩首示众。各州县的贪官污吏、劣绅得知晏弘被杀后,躲的躲,逃的逃,或收敛劣行,再不敢任意胡为,当地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哥老会为明末清初“反清复明”的组织“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在四川又称袍哥,最初从事反清活动,后逐渐沦为贩毒走私、欺压百姓、勾结官府、助纣为虐的帮派组织。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袍哥有其积极的一面,同盟会利用袍哥组织反清武装力量,为保路运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由于其组织本身的帮派性质与流氓习性,滋生了不少危害一方的恶霸,晏弘即是其中之一。尤其在保路运动后,袍哥组织公开化,欺压民众之事屡有发生,给保路运动后建立的四川新政权带来威胁。张澜出任川北宣慰使时,每到一处必先安民除霸,不仅杀了像晏弘这样危害乡里的恶霸,甚至号称能左右川北26县的袍哥大爷冉射平,也因民愤极大,被张澜予以斩首正法。与此同时,张澜兴办川北团练传习所,聘黄隐、孙震等任教官,扶持和组织安定地方的武装力量。因为当时“地方自卫,只有刀矛火枪,复遣散巡防军五百余人,以其后膛快枪分发各县作练团自卫之用,地方以宁。”(1

清政府被推翻后,革除旧习陋规已蔚然成风。川北一带山区丘陵居多,交通信息不便,民风朴实,但受几千年传统观念的束缚,一些人顽固地不愿放弃旧有的陋习。张澜在川北革除旧弊,宣扬、崇尚和树立新风尚,倡导男人剪掉辫子、女人放开裹脚,遇到了一些阻力。许多男子不愿意剪掉纠缠了一生的辫子,对此张澜在加强宣传的同时,采取强制的措施,令守卫在南充城门的卫兵,但凡有蓄辫的人进城,由守卫士兵代剪。

张澜在任期间,廉明清正,不以居官而谋私利。张澜的四弟请求他在官府中为自己安排一个职位,张澜立刻拒绝,劝其弟在家务农奉养老母。张澜离开军政府、辞职返乡时,反而负债颇多,以致用家中田产来赔偿。1912427,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在成都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6月,西藏上层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妄图“独立”,尹昌衡7月率兵西征入藏,胡景伊任四川省护理都督。胡景伊为袁世凯心腹,滥用职权,任人惟亲,于是张澜辞去了川北宣慰使一职。

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起用拥有重兵的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借助他的北洋精兵与革命军进行交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为了逼迫清帝退位,彻底推翻清朝统治,111,孙中山制订了六路北伐计划,指挥革命军北伐。北伐军在宿州等地大败清军,徐州不战而破,在安徽、河南、湖北等战场上也获得胜利,然而北伐却不得不停下步伐,主要原因是军事力量和财政经济困难,再加上各国列强的间接干预。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备资金,对于新生的革命政权,一面与之进行交战,一面“试探”与革命党讨价还价平息双方的交战,欲攫取总统之位。在革命力量无法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困境下,革命党人不得不将总统之位拱手让给袁世凯,双方达成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迫清帝退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轻易攫取了。212,清帝宣布退位。41,孙中山正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华民国开始了它的风雨历程。

1912年底,张澜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政议政,直言不讳地袒露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其作为为时人所赞许。

19133月,张澜作为四川议员进京,准备出席48召开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蒲殿俊、罗纶等川籍议员也相继进京。

袁世凯刚刚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他的独裁称帝野心还包藏在其赞同共和、赞同民主的假面具里。1912825,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合并,在北京改组成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孙中山当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同年,梁启超回国后,袁世凯支持梁启超,成立了主张实行集权与袁世凯的总统制的民主党和进步党,同主张实行分权制的国民党相抗衡,这实际上是立宪派与革命党不同思想观念的持续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渐渐显露。

191212月至1913年初,全国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宋教仁到南方各省进行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的时弊,宣讲国民党的执政方针,踌躇满志地准备北上组阁,实现议会政治的抱负。袁世凯对宋教仁极为恼怒,预谋除掉这个心腹之患。1913320,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宋教仁之死,标志着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彻底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交出政权后,又企图依靠一纸约法以实现其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使中国走上民主的轨道,历史证明这是幼稚的幻想。当时身为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逊在谈到袁世凯时说:“我肯定,只要他活着就相当独裁者,不论政府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的。”(2)由此可见,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实现其政治理想。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以后,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企图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推翻袁世凯,重新恢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权。

1913529,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成“进步党”,袁世凯利用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之后,进步党组成“人才内阁”,进入临时政府议政,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不过,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后,进步党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进步党人士对袁世凯的幻想也最终破灭,纷纷南下参加到反袁斗争中。

张澜曾一度加入过民主党,后来逐渐发觉党派内斗争复杂,于是退了党证,宣布不参加党派组织。但由于他的朋友大多是进步党成员,因此张澜与进步党的关系仍然密切。蒲殿俊可以说是他的老朋友了,还有像梁启超、汤化龙等人,都与张澜过从甚密,尤其是云南都督蔡锷将军,张澜与之私交甚好,因此在护国战争时张澜与蔡锷相呼应,积极投入四川的护国战争中。虽说没有加入进步党,但张澜的言行与进步党基本上保持一致。

张澜到北京参加国会的时候,和其他进步党人一样,对袁世凯还抱有政治幻想,积极参政议政。19137月,张澜、蒲殿俊等众议院议员弹劾国务总理赵秉钧及财政总长周学熙。赵秉钧在3月时就因宋教仁遇刺案而败露,引起全国人民公愤。9月,针对四川总督胡景伊在四川滥用职权,祸害一方的行为,张澜和参、众两院的川籍议员们致书袁世凯,要求撤销胡景伊总督一职,并制作印件,列举胡景伊十大罪状。此时,袁世凯刚刚平息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正觉春风得意之时,对张澜等人的议案不以为然。断然不顾诸多议员的意见,继续让胡景伊任四川总督。紧接着10月,袁世凯在国会上演了武力选举总统的闹剧。114,袁世凯勒令解散国民党,1914110,他又下令解散主要由进步党组成的国会,并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袁世凯眼中的砂子国民党既然已不复存在,进步党自然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张澜等川籍人士相继黯然返川。

政治制度与生产关系相依附。中国作为一个农耕社会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初期,近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旧有的封建意识形态依然在顽固地抵御着试图对它进行的改变。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种子,不可能轻易地就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土壤中生成。此时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党团体,想要在如此专制的政府机构下有所作为,以实现其政治目的,几乎没有可能性。显然张澜等人把革命理想化了,以为有了所谓法国或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一切就指日可待了。

张澜从北京返回了家乡,在南充县立中学任校长,并积极地做着各项工作,时刻准备迎接反袁斗争的到来。在学校里,他常常向学生们宣讲爱国思想,披露袁世凯独裁专制,篡权窃国的卑劣行径,一来为推翻袁世凯做舆论准备,二来教育学生爱国,培养学生具有正义感。张澜还强调对学生进行军事培训,他“一面聘请退役军人赵保桢教操练,发动全校师生每天下课一齐赴操场进行锻炼,一面广泛发动地方人士组织武装,以及寻找宣慰使任内的旧部,发展武力。”(3

袁世凯攫取总统职位后,便将其亲信随从安插各省。1915220,袁世凯任命陈宧为毅威将军,会办四川军务。陈宧遂率伍祥祯第四混成旅、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等三旅北洋军开进四川。51,袁世凯又任命陈宧署理四川巡按使,胡景伊调北京。

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入川后驻扎在顺庆,当冯玉祥得知南充中学练习军操仪式后,命令县府传话,禁止操练军操。张澜对来传话的人说:“袁大总统顺民意请求,筹复帝制,既已‘万众归心’,还怕学生造反么?方今万国皆是全民兵役制,我国的征兵制度,势在必行。本校提倡军操,正是先进学制,岂可勒令停止?”张澜又领着传话人到操场看操练,学生们拿的都是木制假枪。张澜笑着对传话人说:“烦转达知事和旅长放心,这些青年学生中间纵有好事者,凭这木枪也造不了反。若还监督张皇失措,传令禁止,笑话流传,反使人心不安,有伤治道。”传话人回去后,将张澜所言以及所见情景向冯玉祥做了详细的汇报,冯玉祥仍然不放心,自己亲自前往察看。他对张澜早有所闻,见一长髯士绅在操场上,断定就是张澜。冯玉祥想试试张澜的胆识,于是有意问一老师:“此人是谁?”这位老师知道他是冯玉祥,怕他当场逮捕张澜,吞吞吐吐没敢说,而张澜此时却迎上去,说道:“我叫张澜。”二人寒暄一阵后,冯玉祥什么也没多说便离去。后来,冯玉祥也加入到了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列中。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两人同为进步党人,曾经拥立过袁世凯,但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加剧,想要称帝的野心逐渐暴露,进步党人也认清了袁世凯本来的面目。为了反袁称帝,蔡锷与梁启超等人密谋,准备于袁世凯称帝后在云南发动起义,而后扩展至西南,及至全国。在军事行动之前,蔡锷先联络各省有反袁倾向的军政人士,暗中准备。张澜与蔡锷交好,蔡锷派人到四川联络张澜和罗纶,一起商议制定了川北起义反袁计划。

蔡锷与梁启超商定了反袁计划后,设法摆脱了袁世凯的钳制,巧妙地离开北京,绕道日本、香港、海防,于19151219回到云南。在蔡锷到达云南的七天前,19151212,袁世凯宣布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第二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取消民国,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蔡锷一到达昆明,立即号召反对袁世凯实行帝制,保卫民国,重建共和制,滇军一致响应。云南将军唐继尧与巡按使任可澄联名致电袁世凯,敦促其取消帝制,要求在规定期限内答复。袁世凯根本不予理睬,他的皇帝梦才刚刚开始,尽管云南省是袁世凯的军事势力惟一不及的地方,但他料想蔡锷等人不会有多大作为。19151225,蔡锷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将军队改名为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向四川、湖南、广西三路出师,蔡锷亲率主力攻打四川。护国战争由此打响。

在川南,护国军与北洋军展开激战的同时,早与蔡锷有联系的刘存厚时任川南清乡军总司令,相机率部起义加入护国军。在川北,张澜得知蔡锷已在昆明宣布独立并发兵入川的消息后,立即与罗纶商量如何响应蔡锷的讨袁军事行动,最后决定把重点放在策反顺庆川军驻军钟体道部。钟体道为陈宧心腹之人,赞同帝制。张澜等人前往与之接触时,钟体道狂妄自大,反而出言威胁,只得暂时放弃策反计划,迅速组织川北各县民团起义,包围顺庆。恰在此时,钟体道部的一个连长王靖澄率部起义,也领兵来到顺庆。张澜等人借机与钟体道接触,陈明利弊,恳切规劝,讲明时局,力劝反正。而这时,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袁世凯已宣布放弃帝制,钟体道见大势已去,只好率兵起义。钟体道部所辖区域皆为川北重镇,他的起义对川北的护国运动意义重大。1916328,顺庆成立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钟体道任总司令,张澜任政务长,罗纶任参谋长,率部5000余人。之后,张澜等以川北护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通告,讨伐袁世凯专制独裁妄建帝制的罪行。在与张澜共事的过程中,钟体道逐渐钦佩张澜的人品,以后处理诸多事情皆依张澜所言。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仍然据有总统之位,妄想继续他的专制独裁统治。全国反袁志士纷纷反对袁世凯继续在位,在这种形势下,策反袁世凯所赖以生存的北洋军势在必行,尤其是在护国战争的主战场,四川的北洋军的倒戈与否至关重要。19165月,张澜以个人名义致函袁世凯的亲信陈宧,力劝其以国家为重:“顷阅报载,康有为、汤化龙致书于大总统,皆请其去位,以弭兵端:如再据位自固,必招大乱……是今日国是,莫先于此,弭今日之乱祸,亦莫要于此。”(4)由于张澜等人晓以大义,以及为形势所迫,陈宧于522宣布四川独立。张澜即于526致电陈宧,对他宣布四川独立表示欢迎,并在电文中提出战后治乱的四项建议:“即目前地方纷扰,已成乱势,又应如何收拾。远虑全局,近忧川事,危机险象,叠起未消。心所谓危,不敢缄默,就其大者,略陈四段:一、请善遣驻渝曹军,为长顾却虑之计。……二、请亟谋各道各军独立军之统一纳并,以弭纷乱。……三、请安辑地方,以苏民困,而开饷源。……四、清除腐吏,裁冗官,而规置临时要职,为维持现状之枢机。……”(5)在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张澜即已远瞻四川未来的形势,并提出治理之策,颇有见地。然而,历史的进程虽可以预见,却不为人所左右,后来四川军阀混战,证明了张澜所言。张澜在护国战争中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陈宧宣布四川独立以后,袁世凯愤恨不已,立即派周骏前往讨伐陈宧,周骏一度占据成都,之后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此时,蔡锷率领的大军已逼近成都,周骏只得率所余军队退出成都,沿金堂至顺庆一线逃窜。张澜得知这一情况后,深恐溃军扰乱一方,感到事态严重,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周骏驻军处与其交涉。周骏初见张澜之时,一脸怒容,张澜应对得体,气氛渐渐缓和,之后周骏请教自己的出路,张澜侃侃而谈,分析时势,权衡利弊,晓以大义。听了张澜一番话后,周骏思考再三,同意了张澜的提议,不再进入顺庆,而是经巴中、城口出川赴京听命,并且只由少量手枪兵护卫出川,所率军队交给张澜后,全部整编入钟体道的部队。在处理这件事上,张澜非常成功,一方面使周骏能体面出川,另一方面使顺庆一带避免了战祸,同时还使钟体道的军队得到扩充。

当袁世凯得知在川干将陈宧宣布独立,气得昏厥过去。1916529,袁世凯的另一名得力干将湖南督军汤芗铭也宣布独立,袁世凯得到消息后又一次昏厥。67,袁世凯在忧困和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代理大总统。629,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裁撤参政院,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这时,张勋利用段祺瑞、黎元洪之间的府院之争,进行复辟,将溥仪再次扶上皇位,段祺瑞组织“讨逆军”,于712赶走张勋,再任国务总理,重掌中央政府大权。这个时期,形式上的中央机构建立了,但在全国却引发了军阀混战,四川是最早陷入军阀混战局面的省份。面对这样的形势,张澜有诸多无奈,但他依然以执著的爱国爱民之心,治政安民,造福一方。

护国战争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以张澜出众的治政才能,举荐张澜任嘉陵道道尹。他曾修书一封,派专人送达门下。信中,盛赞张澜在川的重要作用:“蜀将有延仪,二将不睦,但有管夷吾在,吾无忧矣。”1916814,张澜被正式委以嘉陵道道尹之职,开始倾力施展他的治政方略。

张澜上任后,以安定社会为第一要务。战争的后患就是流散各地的溃军余兵,张澜悉数收编整顿,避免了这些散兵游勇祸害一方,而对于盗匪一类则予以坚决打击。川北浚川源银行曾经在社会上发行过兑换券,战乱时挪用于军饷,造成亏空,无力兑换民间所持有的证券。民众手持兑换券,茫然不知所措,致使民心不宁,议论纷纷。为此,张澜召集各方人士共同商议,商讨了解决方案予以实行,从而稳妥地解决了兑换风波。

张澜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在嘉陵道尹任上的政绩:“察吏甚勤,廉能必奖,贪巧必黜,征收之法,讼狱之费,皆与明白规定,简单贯彻。百余年来陋规积弊,为之剔除净尽,人皆称便。”(6)在张澜的治理下,川北人民安居乐业,一派祥和,张澜因此被尊称为“川北圣人”。

张澜在处理军阀之间的矛盾时,始终以四川广大人民的利益来考虑这一问题,体现了他一贯的思想作风。

191689,蔡锷因为喉疾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成都到日本就医。蔡锷离任后,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逐渐升温,乃至一发不可收拾,张澜虽极力从中斡旋,但是军阀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913,黎元洪为大总统的北京政府任命滇军将领罗佩金暂任四川督军,黔军将领戴戡暂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这非但没有解决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加速了矛盾的激化。作为川军第一军军长的刘存厚一直试图攫取督军职位,认为四川理当由川人治理,而滇军则想扩充在川实力,黔军戴戡也想发展在川的势力,于是川、滇、黔三军成鼎足之势,四川的局势在三方的明争暗斗中陡然变得火药味十足。罗佩金奉命裁军,引起川军不满,两军矛盾恶化。张澜见此情景,立刻致电北京政府,告知险情,“罗督军裁兵失平,至激川军全体抗议,势成水火,同器岂容……祸发在迩,人心惴惴,千钧一发,莫喻危险。川省治乱,动关全局,欲奠中国,断难漠视。矧经三次革命,民坠涂炭,衽席之安,至今未复。我大总统、总理仁厚为怀,早蒙恻念,若再陷之水火,必将益老神明。澜缪膺道尹,身负地方之责,睹兹险象,迫切陈词,曲突徙薪尚犹可及,断弦离柱一逝难追。”(7)张澜不愿看到四川人民再受战争之苦,恳请北京政府赶快拿出治理之决策。然而,在张澜发出电文三日以后,川滇军阀就在成都展开了激烈巷战,成片的房屋化为瓦砾,四处硝烟弥漫。20日,北京政府电令刘、罗两军立即停战,并将二人均免去职务,戴戡反落得军政大权集于一身。191775,戴戡以刘存厚与张勋复辟有关系为由,欲借此机会除掉刘存厚,然而双方交战的结果却是戴戡阵亡。

戴戡死后,北京政府决定任命张澜为省长,而张澜深知此任“无异身入地狱,徒为自寻苦恼,实无救于众生。”(8)在张澜看来,军阀之间的矛盾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滇军据坐四川后患无穷,并致使川军没有办法收束,财政也难以整理,层层相扣难以理顺。尽管这样,张澜依然接受了任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四川于危难之际,使百姓早日脱离战乱之苦。19171120,张澜正式就职。

张澜就任省长后,开明贤达,摒弃党派之争,以才择人。张澜认为:“四川人才屈指可数,如因党籍而排他,政治上不得人尽其才,岂非害了老百姓?政治不是为老百姓而为党,政党不是为政治而是为党员的位置,岂不把政党的性质,变成私人权利集团,而不是公众的政治集团了吗?”在经济窘困的情况下,张澜首先整顿田赋,召开了全省田赋会议,接着提倡积极兴办实业,大力开展生产。在政治上,他紧缩军费开支,整顿政府机构,治理贪污腐败。针对四川战乱与灾情并举的状况,呈文北京政府拨给救济款,以复苏连年战乱的四川经济。由于张澜为官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在当时被誉为“布衣省长”。张澜上任之前,在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与张澜的从政之路息息相关。袁世凯死后,掌握实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7月,孙中山掀起了护法运动,并在西南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张澜上任后,由于张澜、刘存厚均有着川人治川的治政思想,得到了刘存厚部等四川军阀的支持。然而不久之后,滇军唐继尧、黔军熊克武以护法为名,组建滇黔联军,讨伐北洋军政府任命的四川政府,欲建立新的军政府,由此而起的战乱使四川更加混乱不堪。张澜、刘存厚等提出“川省人民实已不堪再罹兵燹,今惟有与西南各省一致进行,拥护约法,共维国本,既可解除川省之战祸,并可促进大局与和平”(9),表示拥护《临时约法》,希望战争尽早结束。但滇黔军继续攻打成都,刘存厚的兵力难以抵御滇黔联军,刘存厚、张澜一同退至绵阳。之后,张澜将省长职位交与潘大道代理,于191834离川赴京述职。

熊克武占据四川后,指责张澜为贪官,令顺庆石青阳部查抄张澜在南溪的家产,却一无所获。石青阳感到疑惑,便派人往张澜乡下旧居暗访,只见张澜夫人等在田间劳作,悠然自得于农家之乐,暗访者回报说:“川北圣人之誉不谬!”张澜对于熊克武所诬之词“不胜骇异”,为澄清事实、以证声名,曾专门致函熊克武,对有关疑虑账目一一加以澄清,在信函末尾张澜写道:“事关国家财政,人民膏血,断不受无端之污毁也。鄙人平生日无一长,维不贪财一节,差堪自信。”由于张澜清廉治政的人品,他的家人及亲属不再被扰,免于一难。

张澜带着两名随从,翻越秦岭山脉前往北京述职。这天,当张澜一行骑马穿行在深山密林时,见前面山路拐弯处,一队人马挡在路中,两名随从慌忙劝张澜返回,张澜看了看挡在前面的人马,沉着吩咐道:“不要管他们,照直往前走。”临到跟前时,这一大队荷枪实弹的人马中,突然站出一个来,高喊一声:“立正!”全体人马肃然站立。高喊口令的那人走向张澜,躬身拱手抱拳向张澜施礼,道:“给张省长敬礼!”张澜心中疑惑不解,但他还是还礼道:“不敢当,不敢当,不知所为何事?”那人自报姓名为王三春,因久仰张澜大名,称要护送张澜出川。对于王三春,张澜也略有所知,却没有想到会在此相遇。王三春为川陕边界的土匪头目,但他对张澜清廉治政、爱民如子的为官品性非常崇敬,当得知张澜欲取道此路前往北京述职时,决定赠送一些银两,以减少路途之苦。王三春讲明来意后,随即奉上四百块大洋,张澜非常感动,但委婉诚挚地谢绝了王三春的好意,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接受。我知道绿林中人大多因生活所迫才走上这条道路,干这行也是为了求生,不是见人就抢、就杀,还会打富济贫。我既非巨商,又非富豪,为官几年也毫无积蓄,身边所带路资不多,无需护送;至于赠银,张澜从未接受过非分之礼、非分之物,实在不能接受,请原谅!”王三春再次表达心意,恳请张澜接受,最后张澜不得不接受了让他护行,但对于银两仍坚持不受,希望他将这些银两用于救济贫苦百姓,并希望他们以后不要伤害百姓,及早回头,另谋生路。王三春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将遵照张澜所言去做。

唐继尧等取得胜利后,马上撕下了护法的面具,转而支持段祺瑞。孙中山怒斥道:“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孙中山之言,一语道破军阀的本质所在。但是,当时的张澜对军阀的认识则与孙中山不同,张澜认为只要外籍军队退出四川,那么四川就能够安定治理。

在军阀混战之时,张澜倾向于川军刘存厚,主要基于他的川人治川的治政思想,以后张澜在南充实践地方经济自治,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然而,张澜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自保路运动以来,西南地区的安定与否,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历届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张澜在以自己的力量去尽力调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时,希冀当时的北京政府出面解决,今天看来是十分天真的。首先,北洋政府本身就是矛盾重重,为了权力和利益而引发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完全无暇顾及四川的军阀混战;其次,纷乱的局面也有利于北洋政府内部的斗争,如段祺瑞借反复辟重新攫取权力,甚至孙中山领导的护法革命也成了军阀混战的有利借口。事实上,军阀混战的主要根源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社会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很不成熟,而这些军阀与军队源于清军,依然有着浓厚的专制独裁思想,一旦有条件与机会就会暴露他们的凶相,只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加强,专制独裁为人民所唾弃,军阀的暴政才会被终止。以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先导,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高潮,给予了专制独裁以强烈的冲击和沉重的打击,从而使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北洋军政府敲响了丧钟。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张澜逐渐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并积极投身其中,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下辉煌的一笔。

自保路运动之后,张澜初登政坛,积极参政议政,在纷乱时世有所作为,为自己的政绩留下了光辉之点,并为时人所称道,这是张澜炽热的爱国爱民之心所致;而张澜卷入军阀混战,盖因身逢其时所遭致之必然,张澜一己所拥有的能量不足以解决一个时代的症结所在。

索引

⑴《张澜文集》/169/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⑵《清末民初政情内幕》/790/知识出版社/1986

⑶《张澜纪念文集》/21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⑷《张澜》/52/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⑸《张澜文集》/1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⑹《张澜文集》/169/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⑺《张澜文集》/20/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⑻《张澜文集》/2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⑼《张澜文集》/2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第五节 政坛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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