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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张澜的做人原则——《民主之澜》观后

发表时间: 2015-05-29 17:10:45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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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集电视连续剧《民主之澜》以反映张澜先生为追求民主、富强和民族独立而顽强奋斗的一生为主线,浓缩了中国近百年波澜壮阔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真实地再现了以张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思想、忧国忧民的崇高品质、清正廉洁的作风,感人至深,寓意深刻。看了该剧之后,使我对张澜的一生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近一百年波澜起伏,潮涨潮落中走出来的知名人士不在少数,而每个时代都在政治舞台上身居要职,并且举足轻重,惟张澜一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张澜有他自己的做人原则,并且时时刻刻坚持他的做人原则。难怪毛泽东给予他极高评价:“表老啊,你的人好、德好,你是与日俱进啊。”

民主建国,唯才是举的原则。1926年,张澜担任成都大学校长后,便把蔡元培的教育理念移植到成都大学,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开夔门。他常以育天下英才为乐,无论教师政治信仰如何,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一律惟才是举。从1926年到1930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当时的成都大学被看作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人们一度把他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相提并论。

1943年7月6日,张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第一,所谓人才,本来是供国家使用的。但是现在政府用人,却只问党籍,不问才干。这样一来,那些才智贤能之士不仅会遭到排斥,还可能为敌人所用。因此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观点至今发人深省。

1939年,张澜参与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又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被推选为民盟中央主席。1943年9月,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1945年12月,张澜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提出民盟的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1946年1月,张澜代表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1月,国民党召开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时,张澜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但在1949年6月1日,毛泽东等代表中共中央致电邀请张澜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张澜欣然前往。他的行动表明了他的观点。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为了严以律己,他给自己制定了《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他自己常说,尊重别人的长处,不维护自己的短处,随时随事自省,把人当人待,这就是民主。他常以“宽容,忍耐,坚定,明达”八字严格要求自己。

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原则。他立身行事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励勉人。他在关键时刻能够表现出无私无畏的精神,不向强权低头,不惧威逼利诱。政治上特立独行,有自己的立场、人格、气节,绝不攀附任何权贵。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敢说、敢为。在赵尔丰抓捕了保路同志蒲殿俊等人后,张澜非但没躲起来以明哲保身,反而直奔总督府痛斥政府的无耻行径。钢刀架在脖子上,张澜仍然昂首挺胸慷慨陈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里只想保路、保权、保国、保川,就没想过保命”。抗战时期,他担任建华中学校长时,学校讯育主任在纪念周会上给学生讲话提到“蒋委员长”时,学生马上变稍息为立正。张澜怒斥道:“你们在做什么?提到中华民国不立正,提到中华民族不立正,真是岂有此理!”师生听后都对他肃然起敬。张澜先生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无所畏惧。当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后,他不顾个人安危,扶病出席李、闻烈士追悼会,义正言辞地谴责国民党镇压民主、摧残民主的丑恶行径,大义凛然地表示:本人步两先生后尘,为中国的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会后,他被特务击伤,当同志们向他表示慰问时,他坚定地说,“为了争取国内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派凛然正气。1948年,他在上海困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中,虽处境险恶,仍积极筹措经费,全力支持民盟在香港的活动,配合民盟上海地下支部开展活动,布置四川民盟组织密切配合中共的地下斗争,积极营救被捕盟员……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后国民党要他出面调解国共之战,他断然拒绝,因此被特务软禁险遭毒手,幸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才得逃生。毛泽东当面斥梁漱溟“反动透顶”,在场的张澜神情庄默,未发一言。张澜的孙女张梅颖回忆说:“表老以前都是站起来当面提意见,但当时不好说了,因为气氛已经很紧张了。第二天,表老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历数梁漱溟的贡献,坦言为梁申辩:‘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希望毛泽东网开一面,保留他政协常委的待遇。”毛泽东接受了张澜的建议。张澜认为,一个人“能不以富贵而荡其志,不以贫贱而变节,不以威武而挫其志,即是自尊”。

不贪不占,公私分明的原则。在他为官从政、投身政治活动的生涯中,他一直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百姓的福祉安危挂在心上。这种“爱民”、“恤民”的思想情感在他的诗文中常有表现。无论何时何地,不论担任什么职务,他的行为抉择,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基本准则的。他在旧社会曾做过四川省长,但他的夫人照旧在乡间住茅屋、务农。他在成都、重庆任职期间都无房产,所得薪俸大都捐助公益事业或资助困难的朋友。恬淡寡欲、自奉节俭是张澜先生一贯的生活作风,更是中华传统美德在他身上的延伸和发扬。这种清廉高洁的行为使他赢得了“川北圣人”和“布衣省长”的美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加紧对民盟的迫害,一些民盟干部已经转移香港,张澜先生因病缠身留在上海,当时物价飞涨,生活拮据,冬天没有御寒的棉衣,还是靠家人从老家送来的旧棉袄过冬。张澜此时手中就掌握着一笔向龙云、刘文辉等人筹集来的钱款,这笔钱款只准他一人支配使用,但他却未挪动分文,而是用于支援民盟在香港的活动,直到解放,张澜先生又把余款带到北京,如数交给民盟。开国大典在即,周恩来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说:“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解放后,张澜先生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居高位,仍清廉为官。当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发给每位党外知名人士每月200元特别费。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登门探望告知此事时,张澜先生说:“我已是国家干部了,不能再增加国家负担。”李部长劝说:“表老,天下之大老也!还得请表老接受。”李部长引经据典,说得他掀髯大笑,但对这项特别费他仍执意分文不取,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好将这笔款按月存入银行。1955年2月张澜先生病逝,这部分钱又全部归还国家。张澜先生居富贵而不图富贵,居贫贱而恪守贫贱,他崇尚节俭,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他清廉自持,纤尘不染的道德风范,正是今天我们国家干部所应提倡和学习的。

在北京皮库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张澜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5年,没有人相信这个毫不起眼的地方,住着一位国家副主席。据说张家曾在这里开辟了一小块地,地里种的不是什么奇珍异卉,而是老百姓饭桌上最常见的蔬菜。种菜的人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保姆或者警卫员,而是张澜的夫人刘慧征。

张澜的一生,作过无数个选择。他当省长时,选择的是清贫。抗日战争时期,他明确表示“谁抗日我就亲谁”。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又表示,谁挑起内战就反对谁。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的住宅是小之又小。观其一生,他的立场就是,谁民主就支持谁,谁爱国就支持谁。他就是一面民主的旗帜,爱国的旗帜。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张澜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是民盟的骄傲。缅怀张澜先生,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他一生的道德文章中领悟到最本质的东西,提高自我修养,树立起较高的道德标准和政治素养标准。只有人人严以律己,以德先行,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有径可循,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作者系陕西省民盟延安市委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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